二十一、经济人、市民社会和治理技术学

最后，年4月4日的第12节课，就非常简单了。讲的是市民社会。因为看不见的手，它的理想的治理对象就是经济人，而经济人的集合体就是市民社会。

我们还是来看文本。首先，出现了一种利益主体，不可替代的、不可化约的利益原子。原子（atom）就是不可分的最小单位。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权利主体，法律的权利主体。我们订合同，签订契约，转让权利，这都是权利主体的行为。这两个主体之间就产生了个人的二重性。福柯说，现在我们不是按照权利转让的、减法的、放弃的辩证法，而是通过一种自发增速的辩证法，来达到个人和整体的融合（-页）。增速（multiplication）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倍增、繁殖。什么意思？我们一般讲主体是权利主体。比如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有劳动的权利，有休息的权利。所以，如果老板想叫我在节假日、在国家法定休息日加班，那是没得谈的。他不能侵犯我的权利。如果我同意加班，那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你转让了自己不能转让的权利，这就异化了。你和魔鬼签订了协议，同意给鬼推磨，因为你可以拿到三倍的加班工资啊。倍增，乘法的辩证法。三倍嫌少，那就五倍，反正是有的谈的。对利益主体来说就是这样。如果是原来的权利主体，那这些问题是不能谈的。休息日就是不上班，这是我神圣不可侵犯的休息权。现在都能谈了，因为你是经济人。所以你就成了治理的对象。

福柯说，经济人现在不满足于限制君主权力，不是要限制国家，而是要使国家产生一种根本的无能力。新自由主义比老自由主义还狠。老自由主义说，国家你不要干预我，你的权力越小越好，最好不要来管我，它要限制君权。现在不是限制君权的问题了，你国家根本就没有权力。你是彻底无能，我市场是决定性作用了。起根本性作用的是市场，国家你瞎吵吵什么呢？现在有个词叫负面清单。只要企业做的事情不在负面清单里，你政府就管不了。不用审批。什么审批啊？政府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审批。你不能做。这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点。传统君主已经完蛋了。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整个讲座讲到这里是高潮了。我称之为“治理再平衡”。就像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一样。他说，基于经济人的特殊性，基于经济人不可还原为权利领域，治理理由做出一种重新调整、重新安排，这其实就是统治的再平衡。现在统治和治理可以是同义词了，因为现代的统治就是治理。页第一行，说得很清楚了：“这些个体们的可治理性或者它们的可统治性——请原谅我的这些不规范用语……”这是福柯思路的一些变化。

然后下面这个点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次读书的时候看到了：“这些个体们既是权利主体也是经济参与者，但是，从这两种身份的其中一种来看，它们都不能是可治理的。”（页）权利主体也不可治理，利益主体也不可治理，只有定义出一种集合体，它们才是可被统治的。新的集合体要“涵盖个体们的权利主体和经济参与者两种身份”。能涵盖个人的二重性，利己主义个人和公民，这个集合体就是市民社会，也是公民社会。其实在英语里，这个词（civilsociety）本身就是二重性的。公民社会，就是哈贝马斯讲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就是市场经济。德语“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有产者社会。一到汉语就麻烦了，它一会儿是市民社会，一会儿是公民社会。中国的那些自由主义者就光讲公民社会，不讲市民社会，觉得公民社会高端大气上档次，市民社会太庸俗，小市民嘛。我们是公民，不是市民。他们还在用权利主体的老概念。可是福柯说了，市民社会（公民社会）里的个人既不是权利主体又不是利益主体，或者说，既是权利主体又是利益主体。市民社会这一“新的复杂的集合体正是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特征”。

福柯这里的定性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这样分析。我们总是用二元对立的关系，就是说，认为我们是经济人了，不是权利主体了。我第一次读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读得还是太粗了。其实福柯的思想在这个《生命政治的诞生》里面是变化的。他后面把权利主体的地位提高了。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复合关系、交缠关系了。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那个国家推论（国家衍生）说的是，它们不再是层次分明的关系了，它们缠绕在一起了，融为一体了，水乳交融了，如胶似漆了，干柴烈火了。我们用葛兰西来过渡吧。就是说，国家其实已经在市民社会之中了，而不是高居于市民社会之上。不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那样泾渭分明的关系。所以你要摧毁国家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要革命的话，或者说，要代替新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话，你就必须超越市民社会，也就是说找出一个和市民社会不一样的东西才行，光推翻国家、建立统治是不够的。

页最后：“市民社会是一个治理技术学的概念，确切说他是治理技术学的相关项。”市民社会和治理这两个概念已经被福柯推到了没法再高的位置了，就是他的靶子。下面他说，“市民社会，以及后来人们称其为社会，18世纪末期人们称其为国民……”这简直太精辟了，市民社会就是社会，那么市民社会就“使治理技术获得一种自我限制”，这种限制既不违背经济规律，也不违背权利原则，既满足治理的普遍要求，也满足治理无所不在的必要性（页）。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治理的全面性，也就是阿多诺批判的全面管理的世界。就是说国家你什么都要管，但是你又不能什么都管。就像网络上，这里出了事，怎么政府不管啊。这事儿你要管，那事儿你要管。等政府管了，又叫管得太死了，要自由啊。城市的市容你要管，但是城管对小贩不能那么管。

所以治理是技艺。我就联想到老子的那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新自由主义这种治理既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但它又得服从权利法规，又得尊重经济特殊性（页）。又要遵守法律，又要尊重经济规律，好麻烦啊！又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职能。又要法治国家，又要服务型政府。这个东西好麻烦啊。所以新自由主义它是有内在矛盾的。说到这里我想到一点，其实美国的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跟德国新自由主义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里边讲了，新自由主义是有内在矛盾的。为完成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政府不得不介入到里面。也就是说，政府干预还是不干预，它是矛盾的。新自由主义内含了干预，问题只是怎么干预。所以福柯用的词是治理技术学。

如果写福柯的书的话，这里就要大号的“注意”了。各位读者，年，福柯53岁，那么他前面53年白活了！前53年，当然，得从他开始学术生涯算，他一直在研究权力技术学的问题。这时候他不谈权力技术学了，他谈治理技术学。如果谈权力技术学，还是给人一种统治、君主、主权、权利主体等等印象；谈治理技术学，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在福柯研究中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焦点化。还是停留在福柯的那些老问题、老字眼儿上。我们只会觉得治理术什么的只是他过去的那些词儿（权力）的新说法而已。其实它的意味完全变了，不是说权力技术学换个说法叫治理技术学了。福柯对权利主体有一个先放得很高、然后扔掉、然后又拿回来的过程。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他有一个摇摆的过程。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概念，治理再平衡。从权利主体到利益主体，然后再摆回来。这是第三个问题。“经济人和市民社会属于同一个集合体，即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技术学集合体。”这里的技术学，通常翻译为工艺学。经济人和市民社会是治理的工件，加工对象。

第四个问题，福柯对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年）做了分析，概括了四点特征。市民社会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自然的恒量；市民社会作为自发综合的原则；市民社会作为政治权力的永恒母体；市民社会作为历史的动力要素。这个很重要，但是因为它很容易理解，我也就不多讲了。

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伴随着市民社会观念，出现了我去年所讲的治理理由的再分配，或者说这种治理理由的集中/分散”（页）。去年，指的是年，也就是他讲的《安全、领土、人口》。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再去读《安全、领土、人口》的话，治理理由的再分配就是我们读书的兴奋点。

虽然是结尾了，但真的高潮来了。注意，治理理由的集中和分散，我觉得它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我们一直在强调治理技艺的难。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或者说鸟笼经济，往往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单数年和双数年是不一样的。一放开，给你自由，结果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然后一抓，经济活力又没有了，企业又不行了。鸟笼经济，想得挺美。其实，这个计划经济的比喻也可以用来比喻新自由主义。鸟关在鸟笼里，就是有限制，但是鸟在鸟笼里还是可以飞来飞去，只是不能天高任鸟飞，乱飞。它觉得治理是有个度的，其实还是用看得见的手来把控。鸟笼嘛，国家干预嘛，都看得到。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鸟笼经济，但它不是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搞。用福柯的话说，他是搞“集中/分散”。这两个词在法语里面是有修辞感的，recentrement/décentrement有押韵感。到汉语就没有了，集中，分散，不押韵。我强烈建议翻译成“再中心化”和“去中心化”。集中和分散这个译法不好，没有把治理的再分配这层意思翻译出来。翻译成“再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就是治理之难。

无论如何，现在治理的基础已经变了。治理的合理性就在于“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页）。过去是君主，我们讲这是个明君，那是个昏君。甚至在演讲的一开头，福柯就说了，我们现在不问这些问题了，我们只问他治理得好吗？这是一个糟糕的治理，还是一个好的治理？要提高执政能力。但是，治理的对和错不取决于治理者，而取决于被治理者。比方说，我们看一下统计数据，放开二胎之后，申请生二胎的人不踊跃嘛。就是说，你虽然有个政策，但还是要看被治理者的行为。治理仅仅是刺激生产，是一种调控。这个调控，和法国调节学派的“调节”是一个词，就是regulation，也翻译成管控。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核心政策就是去管控（deregulation），和福柯这里说的去中心化是一个意思，就是国家不管控了。

我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中国改革开放也是这个道理。突破鸟笼经济的第一点是什么？承包制。这就有了经济人，承包人嘛，把企业交给你，三年，企业的经营好坏和你的经济利益挂钩。但是承包制后来为什么不灵了呢？承包制是换汤不换药的计划经济。承包人和原来的厂长没有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下的厂长是国家干部，跟职工没关系，但承包人也一样。原来企业经营好坏跟国家有关，跟厂长的经济利益没关系，他就拿死工资。现在承包人来了，企业经营好坏跟承包人是有关的，但是和广大职工还是无关。所以改成了股份制。就是所有人全都入伙。当然，如果是全体职工持股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了，跟南斯拉夫差不多。那也不行。最后搞的是MBO，管理层持股。承包它有个期限，比如三年。赵本山演的小品嘛，鱼塘承包三年到期了，还能不能继续承包，得看村长的，所以要送礼，他还是不放心啊。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平衡没建立起来。管理层持股之后，产权清晰了。关键的问题是所有制，马克思主义指出。你把它叫产权，它其实还是所有制（property）。国企就卖掉了，就改成私企了。你当然可以骂它，什么工人下岗啦。但是，去中心化，去管控，就是这么一个治理过程。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治理技艺的一个重新调整，再平衡。

福柯在年4月4日讲课的最后说：“这里就是分水岭，就是我试图定位出的重大转变。”（页）这个重大转变是什么？治理的再平衡。下面他突然来了一句：“像马克思主义之类的东西终究是什么呢？”你看他念念不忘的到底是什么？是很明显的，只不过福柯往往试图将其掩盖起来。他接着说，马克思主义“不就是寻找另一种类型的治理术”吗？当然，这另一种治理术“也挂靠于一种合理性，但不是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而是一种逐步显露为真理的历史的合理性”。

所以，福柯这部书读下来，尤其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这部分读下来，会发现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也没怎么讲美国新自由主义啦，他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切入口。就是探讨新自由主义这样一种思考方式、生存方式，个人成为企业，个人成为经济人，然后市民社会这样一个框架。如果我们回到哲学理论，就会看到这样一种对峙的局面：这边是斯密和康德，这边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全书读下来就是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说，利益的合理性与那个看不见的总体性。卢卡奇批判的物化思维与他推崇的总体性思维，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理性。

好像绕回来了很简单，但其实中间的过程好复杂的。我觉得福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治理理由，我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术语说，其实就是工具理性。从斯密到康德，就是工具理性（理论理性）的蔓延。所以生命政治的诞生其实是工具理性的再生，工具理性的再平衡，或者说，重装上阵。在康德那里，自由意志这个东西是不能用知性、工具理性来认识的，它只是一个调节性的概念。这和新自由主义的调控、管控形成了一种语文学的巧合。阿多诺说的全面管理的世界就是工具理性的进一步君临天下。治理就是目的本身，治理没有目的。国家的目的是治理，市场的目的是没有的。这个世界就没有别的了，只有调节了，只有治理技艺了。只有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了。像计划生育，先随便生，后来只让生一个，后来让生两个。又如房地产，房价实在压不住就限购，然后房价涨慢了又推出新政。这个都常态化了。就是螺丝紧一紧，松一松。国家就干这个事儿，水大了龙头开小点儿，水小了龙头再开大点儿。但是，水管子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水流不流是市场决定的，经济人的合理行为决定的。国家的合理性在这里。

新自由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或者说，在新自由主义这里，国家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才明显表现出来。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简称。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而已。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永远是和国家纠缠在一起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是船坚炮利，有的时候是文明剥削。开疆拓土时候就得打家劫舍，否则你第一桶金怎么来的呢？就像东印度公司，没有英国的军队，它怎么发财？后来嘛，就像流氓变大亨，金盆洗手，做正行了。新自由主义，就是这么回事，帝国主义做正行了。

所以福柯给我们提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种新的理性（不一定是历史理性？）来超越工具理性，超越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一句话，如何超越治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