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博士遮盖液 http://m.39.net/baidianfeng/a_4328634.html

《凡尔赛和约》通过加重德国负担而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国家，而现在背负了无限的实物和现金赔偿的负担。这不仅扭曲了其经济发展，使其复苏延后了很多年，而且在骇人的通货膨胀到来之时，剥夺了许多能够刺激经济运转的因素。在东方，德国最重要的潜在市场——俄国，几乎被完全阻挡在其边境之外，几乎没有贸易；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是德国商业的另一个重要地区，但或被分裂或穷困潦倒。

这些困难被美国愿意出借的资金（虽然并不要求欧洲以货物偿还，但事实上已推后了其关税壁垒）逐渐克服。但是，这带来了对美国持续繁荣的依赖的危险。民族自决也有其缺陷，那就是它经常使得经济混乱不堪。但是，很难看到有什么理由去反对民族自决原则。协约国的胜利与和约缔结的修辞，使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巨大胜利。四个集权的，或者说不民主的、反对民族主义的狭隘的帝国倒塌了，而至今为止和约仍保持其特性，即历史上唯一的、由全部是民主政体的强国所缔结的和约。

自由主义式的乐观主义也从威尔逊惹人注目的单纯上得到了大力体现；他竭尽全力想让人们明白，美国参战的性质和协约国有着根本的不同，是被高尚的理想和信仰所鼓舞的（他令人厌恶地不断重申这一点），这一信仰即如果其他国家能够放弃其古老的有害的方式，那么这个世界能够为民主政体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一些人认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新的国家（尤其是德国）采纳了自由主义、议会宪政并常常是共和主义的形式。最后，还有国际联盟的幻想；这个建立一个新的非帝国的、超越民族国家权力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所有的这些都植根于谬误的前提。原则在实践中被严重玷污。

和约的缔结使得不满的民族主义充斥着各处；它在德国制造了新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愤恨。也许这并无实际作用，但它是许多自由主义之外的东西得以生长的土壤。更何况，新国家的民主制度（就此而言，古老的国家的也是同样）在一个贫穷、苦难和失业加剧了政治斗争的世界里起步，在很多地方，对民族主权的崇拜所造成的特殊的混乱，使得这种情形更加恶化。在战争中旧式经济交易模式被打碎了，这使得在国家内部处理农民贫困和失业问题更为困难；俄国曾经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粮仓，但现在在经济上很难再现。

这个背景是革命者所能够也将试图利用的。如此之多的国家抱有修订和约的野心，至少包含着妄图如此的有着重要地位的少数派，这大大增加了革命者的机会。许多意大利人将南斯拉夫看作是实现对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地区扩张的古老梦想的障碍，其他意大利人则希望得到原先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领土。希腊人有着相似的期望。立陶宛和波兰为它们对维尔纳的要求而争吵。对波兰和德国就西里西亚领土要求的一项公民投票，更使得该地区长期充斥着憎恨和强烈情绪，至少在一个双方均感满意的条约达成之前都是如此。

匈牙利人悲痛和憎恨于其古代王国领土的大片丧失。垂落于几个世纪以来的东欧和中欧的新俄国的阴影，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布尔什维主义，如同年“十月革命”缔造的新俄国政府所宣称的革命信条那样通常被称作地，在战后的年代里被许多欧洲国家视为双重的威胁。

很快各欧洲国家都发现，国内有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它对工人阶级的国际事业以及这一事业在莫斯科的领导权效忠。共产党引起了很大的惊慌。这是由其诞生环境决定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年3月由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在莫斯科建立，用以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领导，他们害怕如果不这样的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再次陷入之前的缺乏革命热情的领导人手中，而第三国际的领导人认为没有抓住战争的机会应当归咎于此。列宁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检验依托于共产国际，其政策谨慎而严格，富有纪律性和坚定性，这与其认为需要一个有效的革命政党的观点相一致。

几乎在每个欧洲国家，都将社会主义者划分为两个阵营，彼此为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竞争，因此严重削弱了大多数国家的左翼力量。一些社会主义政党依附于共产国际，并常常以“共产党”为名；另外一些，甚至当宣称自己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却仍然留存在自分裂中产生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工会之中。后者中最显著的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尽管如此，许多欧洲人认为，即使是温和的社会主义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战争之后似乎有大量的革命可能性可以被利用。

在匈牙利，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实际上有过短期的执政，但是也许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德国不断的共产主义起义的尝试，有些获得了短暂的胜利。讽刺的是，甚至是在共产国际建立之前，这已经迫使在战败后不久成立的新的德意志共和国的由社会主义者主导的政府，为了避免革命而不得不倒退，依赖于保守力量——尤其是旧军队中的专业士兵。这给德国左翼的分裂平添一个特殊的苦难。但是在各个地方，共产主义政策使联合抵抗保守主义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他们时刻警惕着以革命修辞来伪装其阴谋的温和派。

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有意分裂，以及其中一些新的由苏维埃激发的、在意识形态上对宪制政府和任何似乎赞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权的疏远，将欧洲从文化上和政治上分裂开来，这是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未曾有过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通常是少数派的这一事实，许多年来被掩盖在其在各个国家里接连获取左翼领导权所表现出的策略这一面具下。

在“客观的”意义上（就像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所运用的那样），他们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因为他们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效忠于一个分裂的、并不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事实上，欧洲与东方再次有了分界线。关于俄国是否是欧洲国家这一古老问题此时被以一种新的方式解答了，因为苏联断然宣称，在最为重要的方面，它不是欧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