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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世纪80年代末，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导致“历史的终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加拿大研究员、作家珍妮弗·韦尔什（JenniferWelsh，—）在《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一书中，立足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回应并反驳了福山的这一著名论点。

韦尔什指出，21世纪的世界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一般，成为自由民主的开放世界；战争与难民、政治与经济的国际角力、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当我们感喟地球村的消逝与右翼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抬头时，当我们重新回顾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描述并感到怀疑和迷茫，韦尔什提醒我们注意：“福山的观点并不完全是胜利主义者的论调。有些时候，还带着一点点的忧郁和悲伤。在后历史时代，他认为史诗般的奋斗塑造了历史，并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气和理想主义，最终也将被笨拙的官僚主义和更为复杂的消费主义形式所取代。”如果历史真的回归了，21世纪的人们又可以通过怎样的奋斗、追求怎样的价值呢？

珍妮弗·韦尔什与《历史的回归》英文版《历史回归了，却又与以往有所不同》

文

[加拿大]珍妮弗·韦尔什译

鲁力

似乎每代人都有这样的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我父母的那一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和战后重建的奇迹。我哥哥和姐姐的那一代，经历的则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抗议运动，以及民权和妇女平权运动的胜利。到了我这一代，则是经历了冷战的结束。

在年的那个秋天，人们很难不去相信，这个世界上将要发生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东欧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骚动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似乎是一个宏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只是历史轨迹的发展走向仍不明朗。当时，我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11月9日，我在电视上看到民主德国拆除柏林墙的画面时，立即和几个同学跳上了前往柏林的航班，去亲眼见证一个帝国的瓦解。当我们第二天到达柏林的时候，柏林墙两侧充斥着派对的气氛，几乎要爆炸。汉莎航空的空乘人员向集会者派发沙发。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很多人当时只是第一次出国采访——吊在临时搭建的转播台上做“现场直播”。那个时代最敏锐的西方观察家，英国记者兼作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GartonAsh）则将11月的那一个时期形容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街头派对”。的确如此。据估算，民主德国有将近万人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个周末前往西柏林——他们中的大多数花光了联邦德国政府送给他们的欢迎礼物：德国马克。当回家的时候，我带上了一块柏林墙的残片，上面绘有涂鸦。我不禁有一种身处历史中心的喜悦感。

柏林墙倒塌剧变发生得如此之快，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

受这些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影响，美国的政治评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作“历史的终结”（TheEndofHistory）。他的中心观点是，年东方和西方对抗的结束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同样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进化终点的信号。他预测，我们将会看到传统权力政治和大规模冲突的衰落，这会将我们引向更加和平的世界。

10年之后，冷战的结束和自由民主国家数量的持续增加，的确显著降低了国家间战争和种族间战争的数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在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曾经的超级大国携手推动德国重新统一，终止了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ProxyWar）。美国也减少了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东扩，接纳原先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加入北约。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拥抱民主制度，并被纳入逐渐扩张的欧盟（EU）的轨道—欧盟最早只是作为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存在，但是在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MaastrichtTreaty）签署之后形成了统一货币，在外交政策、司法和移民问题上也加强了政治协调和合作。

多亏有了团结的安全理事会（SecurityCouncil），联合国也从冷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领域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一改变最初的信号，是年8月应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时的联合国安理会——不再受制于美苏对峙——一致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对美苏两个曾经的对手而言，这一合作程度堪称史无前例，用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Baker）的话说就是，“在半世纪之后……冷战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年1月，安理会举行了第一次首脑峰会。大使和国家元首们齐聚一堂，共同发布声明，重新确认对《联合国宪章》最初确定的集体安全目标的承诺。他们同时还授权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Boutros-Ghali），要求他就如何提升联合国能力、解决后冷战时期的冲突并维持和平提出建议。在名为“和平议程”（AnAgendaforPeace）的报告中，加利指出，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结束长达数十年的紧张关系，给了联合国“新的力量源泉”，可以用来应对国际安全中的新威胁，并发展出新的机制和能力。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合国成立了人权高级专员公署（UNOfficeoftheHighCommissionerforHumanRights），用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保障人权，同时还成立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OfficefortheCoordinationofHumanitarianAffairs），用以增强联合国应对人道主义灾难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就我自己而言，我继续沉醉在年神奇而又和平的革命荣光之中。在那些国家里，出现了民主选举。中央计划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宝贵的消费品——远离普通民众很长时间——出现在街头巷尾的货架上。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相信未来注定将会和过去不同。

冷战的结束，同样也为结束跨越数十年的危机外交、核军备建设和花费巨大的干涉他国行动提供了可能性，生活在铁幕后的人也有了开启新生活的可能。在整个年的夏天，我在布拉格，向来自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热切的学生们传授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新的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捷克的首都，在由曾经的异见分子和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Havel）领导的新生民主国家里工作也让人陶醉。回首往事，这无疑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个夏天。

即便是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和残忍的种族清洗行为，也没有挑战“新世界秩序”这一说法。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新教授，我继续分析和传授新秩序所带来的新结构和机制，包括联合国维和角色的不断扩展，以及欧盟合作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增加。

福山论文的核心，是对历史中的进步这一观点大胆而乐观的情绪。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他对19世纪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著作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进步是通过一系列观念冲突和技术变迁引发推动的新纪元导致的。福山的观点是，历史（至少是历史学家们记载的斗争史）将终结，或者至少达到斗争的顶点。自由民主的胜利必须由三个关键因素组成：自由选举的政府、促进个人权利，以及相对宽松的国家监管。福山指出，理想的模式是“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和经济上物资的极大充裕，可以很容易买到录像机和音响”。一旦达成了这一目标，其他的矛盾和冲突都会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框架下得以解决。

福山进步还是反复？

福山提出这一大胆断言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在西方社会内部，他的很多观察还都是正确的。一些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所有政治活动都处于模糊的中间状态，这样能在基于基本社会福利“安全网”的自由经济政策，以及宪法保证的基本权利及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达成普遍共识。正如德国裔美国政治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所说，自由主义已经被证明在政治领域极具韧性。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发展出了这样一套复杂的能力：向它的批评者们提供条件自由阐述意见，并在细枝末节之处做出改革——以此排除更为极端的反对意见。很多人指出，从内部对自由民主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批判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极左或是极右等两极化的立场都会被反对。奥巴马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于9年1月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著名讲话，呼吁“脱离意识形态……的独立宣言”，而前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曾经自嘲，自己是“‘什么都做不了’主义”。党派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少，政治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