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尽管这些银行在承兑市场是新手（外国银行被认为是“代理行”，其签名认可程度处于更低的层级），但是它们在伦敦和欧洲大陆之间充当了沟通渠道，这使得他们彼此的依赖程度加深。根据金的研究，世纪之交的布尔人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短期国库券的供给大幅增加。
就像外汇票据一样，因为具有很好的流动性，这些短期国库券受到了大陆投资者的追捧。银行家菲力克斯·舒斯特年估计，法国人在伦敦的权益（外汇票据、短期国库券，证券）将近一万英镑（合12.5一15亿法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外国人持有的对英国机构的权利主张已经成为伦敦货币市场的主要项目，远远超过了早期曾给伦敦带来繁荣的“内地贸易票据”。正如金得出的结论，“伦巴底大街，不再是纯粹的英国，甚至不再是纯粹的英国机构（的所在地）；它属于所有的国家。”
尽管关于伦敦在欧洲市场的中心地位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关于这些市场之间的关系的文献则少之又少。我们找到一些法国银行为德国银行，特别是在年，提供短期信用支持的资料。艾肯格林也举了相同的例子：“尽管法国银行投资了一些邻国，特别是德国的短期债券，法国货币市场其实与外国市场联系并不紧密。”
阿兰·普莱西对此的评论是，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大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掩盖了这一问题。从所能够获得的一些零星信息中，我们可以推断在巴黎和柏林之间确实存在金融联系，而且在好几个场合，法国货币当局（也就是政治当局）为了全球货币体系的利益和金融稳定选择了支持德国银行，即便这意味着与这两个敌对国家所践行的互相孤立的官方政策并不一致。
我们很难辨别这些插曲到底是一种一贯举动还是偶尔为之。根据帕曲恩的研究，l年对“柏林银行”的支持因由里昂信贷所推动的、高达7.5亿法郎的辛迪加贷款而浮出水面。普莱西指出，“据奥佩蒂特所言”，在“20世纪早期”还有其他的交易，普瓦德万讲得更为明确，透露了年上半年的另一次协议，在这次交易中美国银行提供了再融资安排。
在少数研究这一领域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法国银行与奥地利和匈牙利机构的关系中，货币因素与外交因素遵循了相同的互动模式。例如，米歇尔认为，尽管法国在政治上禁止任何与奥匈帝国进行大规模的金融交易，但是货币市场的联系是存在的。他说，法国在维也纳持有了很多的外汇头寸，这些头寸的变动受到了汇率变化和政治事件的影响。
受高利率的吸引，维也纳的外国资本“几乎全部是法国的”。法国银行能在维也纳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所以法国资本在维也纳市场也是进进出出，例如当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被吞并之后，法国资本流出维也纳，年再次流回到维也纳市场，年7月阿加迪尔危机时流出，年10月再次流入。
但是，我们对这些短期资本的晓跷板关系以及它真正的范围知之甚少。多亏有伯纳德·米歇尔的记录，我们知道了巴黎巴银行确实在这些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为重要的是，在梳理和解释法国银行与德国或奥匈帝国银行之间看似存在的联系时，最主要的印象是：它令人困惑，或者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怀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上的国际货币联系远比我们通常所想到的更为重要。
方法论：往账，来账和组合为研究国际货币平衡，我们在前面一节提出了一些数据、度量、解释问题。为了获得一些新的见解，在本节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尤其是我们获得了巴黎巴银行的分类总账资料。巴黎巴银行的分类总账是一个由巴黎巴银行编制并公开发布资产负债表时所用到的未曾公开的关于单个项目的手写账。
我们系统地、仔细地阅读了自一年的所有分类总账。这些厚重的账簿不仅包括了这家银行的不同“组合”（商业票据、证券、结转项目或“回购”等）的详尽会计科目，还包括了“法国”和“国外”来往客户名下的不同存款账户的头寸。这些资料组织有序，而且详尽得不可思议。
有了这些资料的帮助，使得我们有可能克服传统上依赖官方数据所带来的障碍。因此，我们试图按照对大分类总账资料的账户进行逐一分析的方法重构国际货币资产和负债的路径。国际货币项目可以分解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商业票据组合。它的细节（工具类型、到期日、币种）都在一个叫做“组合头寸”的文件夹中。
这一文件夹包括了封账日组合的构成和价值。第二部分冠名为“外国来往客户”，给出了国际存款头寸。这本账簿用传统商人银行“往账”和“来账”的分类方法给出了每一来往客户的净头寸。做出这一区分是因为需要处理使用不同货币单位时所产生的外汇风险。资产项下的“外国来往客户”往账条目表示巴黎巴银行在国外的所在国货币同业存款。
资产项下的“外国来往客户”来账条目记录了巴黎巴银行所授信的外国人的法郎透支金额。最后，“外国来往客户”的来账负债项目表示一个外国客户在巴黎巴银行的法郎存款。总账中所分析到的各个项目的分布情况，包括了本国货币的“流动”项目（法国组合、对法国客户的资产和负债）。这些汇总数据可以用作衡量标准，因为它们度量了“法国”相对于外国人的货币资产。
下面这些段落对资产负债表中的各个项目做了点评。让我们先从票据组合开始。这一组合分成“巴黎或其他省份”和“外国”两个类别。原则上讲，一个外国票据组合应当包括了至少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签字的票据，代表了这或是一个商业交易或是一个银行汇票（其他的术语包括了“融资票据”或“银行票据”）。
这些工具主要在一些流动性非常好的货币市场进行交易，它们可以根据所附载的条款以及它们所协商的金融中心（从而在这个金融中心得到支付）的当前贴现率和汇率在这些市场上出售。法国组合也大抵如此，但是它只包括了在法国支付的工具。因此，在最终的资产负债表上法国和外国组合主要是对货币的一种区分（法郎和外国货币）。
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猜测的，在组合条目之下，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政府汇票和私人短期债券，尤其是外国铁路公司的短期债券数量非常可观。这些票据在一年之间并没有出现，但从年之后，出现的频率开始增加。在一年间，这些票据急剧增加。
例如，我们发现了与伦敦票据混在一起的阿根廷政府汇票（年6月）和葡萄牙（年12月，年6月到12月）政府汇票。在世纪之交，出现了智利、好望角、魁北克财政部发售的公债，到了年，还有圣保罗的财政公债。我们还发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英国市政债券，如年的伯明翰公司或伦敦金融城债券。
在那时候，它们构成了英镑组合的一半左右（万法郎中的万法郎）。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观察到了以法郎发行的官方债券的增长，这表明当时法郎已经成为国际短期债务的融资货币。最初，这是一些“殖民地”票据，像保护地安南（前越南王国中部一地区）和东京（东京湾，东南亚一历史地区，位于东京湾沿岸）。
该区现在组成了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年到年，这里是法属印度的一部分。一译者注）所发行的汇票；但是到了年12月，除葡萄牙政府发行的英镑汇票之外，我们开始看到用法郎发行的汇票。从年发行的加拿大债券，然后是密歇根湖滨发行的一系列法郎债券，成了对“法国的权利主张”。
结语
到了年，法郎债券如火箭冲天，“法国”组合中的四分之一（万法郎）是外国政府债券，其中许多为巴尔干半岛国家所发行（塞尔维亚、希腊等）。除了英镑和法郎工具猛增之外，组合中出现了其他货币。粗粗一看，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巴黎巴银行的组合在年之后出现了里拉、克朗和卢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