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竿见影的包产到户

年2月，我从腾冲县委宣传部调到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处工作，从事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

农村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搞包产到户，而是经历了定额工分、联产承包才发展到包产到户的。在“大集体”时代，定额计酬一直存在，只不过不是那么名正言顺，不能大规模推广而已，所以改革阻力不大。（也不是没有阻力，参看我的《剥削式送粪》篇）。这次改革推广定额工分的时间并不长，就让农民尝到甜头、壮了胆，“各家各户干”的要求高涨。

年建立的人民公社，也确实有它的优势。最大的成果是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为以后多年的农业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土地改造方面也成效显著，这个体制有利于坡改梯、小田改大田、修村镇规划。这个时期推广了“农业八字宪法（土、肥、种、水、密、保、管、工）”，对推动农业科技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项对公社体制的依托性就没有上面两项强。人民公社作为大跃进时期的产物，也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是虚报浮夸，第二是平均主义倾向，第三是盲目求大，认为大才是社会主义的。我在楚雄哨区到过一个生产队，20户人家，居住地海拔相差多米。有人计算过：生产队长通知一件事，如果每家人都跑到，要走40公里。点荞的时候，山顶上的人要等山脚下的人带着干粮爬上来；栽秧的时候，山脚下的人又要等山顶上的人跑上来。群众强烈要求分队，但上面就是不准，要求坚持“一大二公”。

到了六十年代，公社体制最大的弊病越来越突出了，那就是平均主义。在国家与集体关系上，生产队产量透明，多收就要多交公余粮，少分救济粮，于是生产积极性不高、瞒产私分严重。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多劳不多得，大家磨洋工。在田里挖地，杵着锄头讲闲话，被称为“抱着锄头喂奶”。大家巴不得晚出工、早收工，忙自家的私活。家里的自留地披星戴月“描花绣朵”，公家的活尽量晚出工早收工，干活“猫盖屎”。我插队的地方，过去男人下田，女人在家干家务、送饭下田，还分得清农忙、农闲。现在人口暴涨、劳力大增，女人也下田了（女人们发牢骚：“现在讲男女平等，其实就是骗我们下田”），一年天不得闲，还不出活。工分值太低，“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可养出、种出的产品都不让卖，说是“资本主义”。玉溪一位大队书记对愤愤地我说：“过去一找点钱就说我搞资本主义。没有资本，还能有什么主意！”自己拿到街上卖，经常被没收。群众编笑话说：“山上的野人问我，解放前前我们抢人，要动长刀才是；怎么你们汉人抢人，‘没收’的一声就抢走了？”在哨区看到，彝族妇女想卖只鸡，不敢进集市，坐在外面的路边；鸡装在背箩里，还要用草帽盖上。知道的打开草帽看看，不知道的就过了。到“文化大革命”，平均主义更严重。搞口粮“自报公议”，基层干部、农民都知道根本行不通。“割资本主义尾巴”，全县统一赶街天，以防止有人从这个街子买东西到那个街上卖，斩断了互通有无、多少的渠道。“各家各户干”，其实早就是农民普遍的愿望，但迫于政治压力，谁也不敢说。我听到农民在讨论住宅的设计时说：“还是要建成前后两院。将来私人可以养牲畜了，人和牲畜可以分开。”我心中暗笑：“真是农民不懂政治。都人民公社了，还想着私人养牲畜。”后来才知道他们比我懂，因为他们能感受到历史的必然。

这个情况熟悉农村情况的干部都很清楚，很想改变，就是不敢改变，因为面临“白猫黑猫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有两个南斯拉夫的专家来交流。我问他们：“你们的土地是承包，还是归农民所有？”他们说：“就是归农民所有。”我又问：“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那你们根据什么说南斯拉夫的农业是社会主义农业？”他们不回答了。当时中国就处于这样的状况。当时我们搞改革的和理论专家在一起开会，说起什么是社会主义农业，我们说不过他们（我觉得邓小平来也说不过他们，所以“不争论”）；说起包产到户以后农村发生的变化，他们说不过我们。所以讨论各说各的，散会各走各的。虽然没有找到包产到户的理论依据，但老百姓受益了，还是要推广，这叫“摸着石头过河”。其实，邓小平最早引用四川俗话“黄猫、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在年7月为恢复在大跃进中遭到重创的农业生产，针对关于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关系的争论说的。他还说：“哪种形式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用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个观点遭到了毛的严厉批判。

刚开始不敢叫“包产到户”，怕直接犯了六十年代初“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大忌，只敢说“联产承包”。其实两者的做法还是有区别的。玉溪县是政府、集体控制力比较强的地方，开始时搞的就是名副其实的联产承包。那一季庄稼是集体种下去的，承包时根据苗情估产，然后竞标承包。承包额是要交队上统一分配的，超产的归自己。队上统一的那部分，包含了公共支出、干部报酬、五保户抚恤等，有的还准备了来年的籽种、饲料等。这样的承包形式其实也有它的优势，可大多数群众还是想更简单一点。农民把承包形式概括为三句话：“交了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简单明了，深入人心，势不可挡。到了第二年，庄稼从头到尾都到户了，籽种、饲料也就到户了，队干部也没有过去那么多事儿了，一切都变了。以后就干脆叫包产到户。

这么搞到底行不行？我们政策研究室还是坚持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调查的。我跑遍了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到农民家里看，和农民座谈。因为农民收工以后才有时间，我们只有晚上去座谈，经常就睡在农民家。记得在南华县五街，在一个农民家谈到深夜，他留我在他家睡觉。我一看他两口子领着三个小孩，就一张床。垫的是通了大洞的席子，盖的是一条救济棉毯。实在没法在那里睡，决定还是回5公里外的乡上去。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我一个人在山上走，又没有手电。钻树林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好多路我是用手摸着走，像狗一样爬着回来的。

调查反映，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是支持包产到户的，当然也反映了许多问题，如水渠没人修了，共房漏了，五保户没人管了，手扶拖拉机不知该归谁了，等等，实实在在。但我们觉得最根本的变化，是农民有饭吃了。就凭这一条，就要支持包产到户。

当年云南农村饥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插队的荆竹寨，还不算很穷的地方，平常日子还过得去，但如果农民家里办什么大事，如娶媳妇、建房子，就要拉饥荒。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到很远的地方借粮，借一升谷子，秋后要还一升米，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利率高达30%。干活时他们经常长吁短叹：“什么时候把饥荒还上就好了。”我们在山上的同学就更惨了。他们说经常饿得躺在床上。听队长叫：“分洋芋了！”赶快起来分一点洋芋；煮吃完又躺到床上熬。

云南边疆一些少数民族有一个风俗，没有粮食就可以找村里其他人借，对方如果还有就不能不借。等到借完了最后一家的粮食，全村一起断粮，也不向政府叫苦，就跑到山上去挖野菜、捉竹鼠吃。上面的干部要是脚懒点，到时候进村发现全村人都不见了，就要赶快上山去找回来救济。救济玉米他们还吃不惯，拿到手就站在粮管所门口找人换大米。干部说：“饿成这样了，就不要挑挑拣拣了，还是吃点玉米吧！”他们说：“老土司时候我们也不吃玉米，共产党时候为什么要叫我们吃玉米？”搞得干部无言以对。

包产到户才一年，我父亲参加省三级干部会回来，很惊异地对我讲：“以前开三级干部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布置度荒、强调不能饿死人，今年不讲了，一个字都不提了！”我们下乡也清楚地感到群众对我们态度的变化。以前见群众到我们，就说：“领导下来了，给我们批点救济粮把！”要是我们帮助他们批到救济粮，他们还会说：“光有粮食指标还不行，我们没钱买，再批点救济款吧！”包产到户以后，群众见了我们，热情地领我们到家里去看：“你看我今年谷子有多少、玉米有多少、洋芋有多少。还有豆，我还种了些南瓜，也可以当饭吃”，生怕政策变回去。我在会泽县遇到一个农民，包产到户第一年，粮食就吃不完了。粮食多了怎么办？他犯愁好久，才拿定主意：“老子一辈子都只敢打散酒，今年要喝瓶子酒！”他带我去看他买的一箱瓶子酒，得意非凡。

从此云南农村再也没有听说闹过地区性的饥荒。

农民粮食够吃后，还带来一个大变化，就是“大字报地”逐步消失了。以前饭不够吃，就到山上大肆开荒。坐汽车出差，山上满眼都是开荒地，看不到多少树。那些地非常陡，远看活像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一样。开那么多地，其实产量非常低，用农民的话说，“种几山坡，收一箩箩。”在盐津县，一位农民向我诉苦：“分给我的地我不敢去种。”我说：“包产到户是中央的政策，分给你你就大胆去种。”他说：“我不是怕那个。我是怕种地的时候摔死。”他带我去看他分到的山地，毫不夸张地说，那坡大约有60度。种地时一不小心，人就会从山头滚到沟底，中间停不住的。因为地就在鼻子面前，他的锄头把只有两尺多长。一锄头挖下去。要小小心心地抽出来。要是顺手往后一带，那块土就会滚到山脚下，从此没有了。包产到户后，坝区的产量上去了，那些山地也就自然退耕了。现在云南的山头，基本都绿了。

随着包产到户大面积推开，“小河”变成了大江，不能摸着石头过了，理论问题又尖锐了起来。于是有一位专家出新理论，说：“包产到户和生产队并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生产队时是天天派工，包产到户是把一年的工一次派下去。”这样的理论，好比是给黑猫刷白漆，连我们这些坚决支持包产到户的人都觉得难以服人。后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提出“双层经营”的理论，国家、集体双重拥有土地所有权，承包户拥有使用权、经营权，才算有了个比较像样的理论依据。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年轻人觉得还不彻底，说能不能就明确土地归农民所有。杜润生大骂：“年轻人不懂事，这样说是要掉脑袋的！”

当初包产到户出现的问题，后来大多不同程度的解决了。解决得不够好的，是水利设施维护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利于规模经营，现在又需要尝试解决。

现在有人问，当初能不能坚持集体经营？我只能说，中国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当时我们预测包产到户的长期效果时，就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搞包产到户时间很长的地方？结果发现云南有极个别少数民族地方，从建国以来就没有搞过合作化。上面的干部上山，那里队长、会计、保管、记分员，班子齐全。干部下山，各干各的。年底交报表，上面说数字对不上，下面说，你们自己改改好了，那本来就是给你们看的。而有一些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方，群众却反对包产到户，原因是一个村只有少数几个人懂生产，大家还想依靠他们指挥。更奇葩的，是发现了还有年办了大食堂后就没有解散过的地方，可惜我们没有去现场调查。选择不同形式，客观条件、干部、群众的情况不同，结果就不同。关键还是邓小平那句话：群众愿意怎么干。我的看法，在大集体搞了20年没有让老百姓满意的情况下，包产到户成为绝大多数农民明确的选择，是不可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