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好游猎，喜驰骋。
有一次从霸陵上山，文帝打算从西边的陡坡飞车而下。中郎袁盎担心文帝安危，就策马紧挨着皇帝车驾，紧紧挽住缰绳。文帝问道：“怎么，难道将军怕了吗？”袁盎回答：“我听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家有百金者就不会轻易靠近楼台的栏杆，英明的君主更不该心存侥幸而去冒险。现在陛下驾快车，飞车而下高坡，一旦有个万一，岂不就会马惊车毁。陛下纵然不爱惜自己，也该为着高祖、太后而保重。”文帝听后，就放弃了飞车下山的打算。
袁盎一番帝王安危关系社稷安定的话，让文帝“克己欲”，放弃了个人嗜好，虚心改正。后来有人献千里马，文帝不受，还下令减省御马以供给普通邮递。
此外，《史记》还记载：文帝重用高祖老臣，周勃、陈平、灌婴、张苍等先后为相。后张苍因事罢相，文帝本想用皇后的弟弟窦广国，但“恐天下以吾私广国”，最后仍旧选了高祖时以勇武见长的申屠嘉。可见，文帝用人不只能用谏臣之匡正，还能摈除猜疑、忌惮之心而用老臣。如此，文帝以“仁”立身，以“克己”用人，终于成就史家笔下的“文景之治”，自身也被后人盛赞“德至圣也”。
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一书指出，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善于辅佐的文吏，一种是敢于匡正的儒生。文吏善簿书，能理烦，用通俗的话来讲，文吏是做事的，处理政务，排忧解难；儒生则“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就是那些擅长纠正上位者过失的人，最典型的就是史书上数量颇为可观的谏臣。
然而，如今领导用人，更多用辅佐之才，敢于匡正的人则往往被边缘化。其实这本质上是一个用人标准的问题，就看领导者有没有超越自我的气量和决心。“文吏”与“儒生”皆有才智，但在实效性上，显然“文吏”看起来更顶用。反观“儒生”，大多一副臭脾气，还喜欢挑战领导的权威，为上位者不喜。更甚者，“儒生”的匡正之言往往会引来一些非议，这就会惹得领导生疑。
一般来说，重辅佐而轻匡正，辅佐极容易变得唯唯诺诺，出现问题也往往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老板成为最后知道的那一个。而如果能像文帝一样，用人能克己，既能容老臣之功高，又能用新人之锐意，既能用能臣之辅佐，又能容谏臣之匡正，就能人尽其言、人尽其才，才是用人之极致。
要想纠正这些偏颇，领导者必须彻底摈弃那种“花钱雇人为我所用”的心态，只有待人以诚，以道结心，真正的“儒生”才能说话、敢说话。还必须警惕“三习一弊”，即目习、心习、耳习。如果有一天，当你所见都是逢迎，听人言总是“喜谀而恶直”，心有所想不用说都立刻有人去做，当你的团队“出一言而盈庭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时，那你就真的要小心了，腹心之患可不是说说就罢的。
管理人员应该具有开阔的胸襟和广泛的安全感，深深了解自己比一般人更能忍受挫折，才会更理智、更客观地处理问题。
中国人要想蒙蔽一个老板实在是太简单了，就是把你的耳朵蒙起来，把你的眼睛遮起来，让你没有一个耳目。然后你重用谁，大家都打小报告，非把他干掉不可。为什么当老板的当到最后都很凄惨，就是他们大都是被信任的干部干掉的，要不怎么叫“干部”呢？
中国人最厉害就是看你对我怎么样，我就怎样来对待你。所以我们把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顺民，中国人一般尽量当顺民；第二种是硬汉，你领导看得起我，我就当硬汉——做忠义之事，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为正义而牺牲也在所不惜；第三种是隐士，你领导看不起我，我就做隐士——我不闻不问免得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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