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新闻界的资深人士、香港工作的深度参与者、电影事业的热爱者和推动者，作者通过本篇长文，系统回顾了自己与电影的不解之缘、奇妙情缘。本文虽长，却是娓娓道来，读之畅快愉悦、如坐春风。读者通过此文，不仅能以个体叙事的视角、在数十年的时光跨度中回味中国电影的历史光影，同时能借助作者独特的工作经历、在新奇的语境下领略香港电影和电影名人的点点滴滴，而且还能在诸多日常关于电影的细节中感悟生命体验、工作热忱、亲情之暖。文章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情感性兼美，实属一篇文质相称的佳作。本文刊登于《随笔》杂志年第5期，本频道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编者按

“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本文刊登于《随笔》年第5期

看电影是多数中国人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浓浓的电影情、一个柔柔的电影梦……

儿时电影梦

我有一个梦。我的梦在童年乡村的谷坪上，在炎热夏季的清风里，在周六傍晚的蝉声中。

周六是儿时我和小伙伴们翘首以盼的日子。那天，当太阳开始西下，我们便怀揣激动不已的心情，早早扛起板凳，来到村北那块巨大晒谷坪。那里，一块白色电影银幕早已高高悬挂在两根竖立的木杆上，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放映将在这里举行。我们永远是第一批占位的观众，前三排的位置总被我们“盘踞”。

我们不会错过天一黑便开始投放的幻灯片，虽然那只是一些宣传口号或安民告示；我们更不会漏过接着放映的新影厂纪录片《新闻简报》，那里常能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的情景；我们最期待的是最后闪亮登场的故事片，有些片子哪怕看了三次四次，情节和对白早已滚瓜烂熟。当然，最激动还是看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每当看到伴随雄壮解放军进行曲出现在银幕上光芒四射的五星厂标片头，我们便禁不住怦然心动、热血沸腾。

电影，是我儿时旖旎的梦。在那童稚的岁月里，我们看了无数的露天电影，其中最多的是两类：一类是内地产战争片，《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南征北战》等；另一类是香港文艺片和戏曲片，《绝代佳人》《欢喜冤家》《王老五添丁》《王老虎抢亲》等，由此记住了冯喆、郭振清、张良等内地影星和香港“长城三公主”夏梦、石慧、陈思思的名字。

电影《王老五添丁》

小学三年级，语文老师让我们以“梦”为题写作文。我毫不犹豫写下了五个字：“我的电影梦”。至今犹记得其中一段稚嫩的文字：“电影是我的梦，我希望长大后从事电影工作，因为电影十分神奇，电影充满刺激，电影让人憧憬，电影使人快乐。”

每到冬春季节，天寒地冻，风雨凄凄，晒谷坪不再放电影。我和小伙伴们少了每周的期盼，心里空落落的，提不起精神。

一日，同伴冰生发现了电影的“秘密”。他告诉我们：在玻璃上反着写下字或图画，用聚光投放到银幕上就可以了。

我们立刻兴奋起来，跃跃欲试，想制作自己的电影。

当时供销社正在收购草药，金银花、车前草、半夏什么的。我们五个要好的小伙伴上山挖了几十斤，卖了四块多钱，用这些钱去商场买了一支一尺多长的大电筒和四节电池，又把剩下一块多钱每人买了一盒最爱吃的灯芯糕大快朵颐。

随后几天，我们找到几十块废弃的玻璃，略作分工，有的用毛笔写字，有的用彩笔绘图，各自张罗起来。等到大功告成，找了个周六晚上，分头把同村十几个同龄的小学生都叫出来，正式在村里一间堆放砖瓦的破屋里放幻灯。当第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在大电筒的照射下，清晰地显现在白墙上时，小伙伴们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这可是我们自制的幻灯片啊！半小时不到，几十块玻璃就放完了，大家也陆续散了，而我们几人还兴致勃勃地谈论到很晚。第二天我们洗掉了玻璃上的字画，又画了新的东西，但当晚只来了六七人。第三天傍晚，我们再去请小朋友们时，都纷纷表示不来了，说太单调乏味了，没什么意思。我们五人在破屋里面面相觑，一时也泄了气。

四年级，我离开了童年成长的地方——江西省安福县金田公社六房村，随父母迁往县城上学。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天，我们四兄妹坐在装满家具的解放牌大卡车里，望着汽车在砂石路上驶过卷起的长龙般的滚滚尘土，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儿时的村落，夏日乡村里对露天电影的憧憬也从那日起随风淡去……

常思电影问

县城有口老井叫铁箍井，离井不远有家破旧电影院，墙上石灰已斑驳脱落，那里每天都放电影。

母亲知我和兄妹爱看电影，每月给每人五分钱买学生票，许我们看一场电影，并一再叮嘱，表哥在电影院负责检票，你们一定要买票进，不准走后门。此后数年，我们兄妹谨遵母亲嘱咐，每月买票看一场电影。遗憾的是，那时可看电影不多，看的最多是八部样板戏电影和《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电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陆续进入中国内地。大约是一九七七年，县电影院上映南斯拉夫电影《桥》，告示说只放两天。我从未看过南斯拉夫电影，觉得很神秘，很想去看，但当月的五分钱已用完了，便一人跑去电影院找机会。远远看见表哥柳生站在门口检票，我不好意思叫他，就在附近走来走去，装作寻找丢失的东西一样，想引起他的注意。表哥专注检票，一点也没朝我这边看，我有些失望。直到所有观众进完场了，突然听见表哥叫我的声音：“早看见你了，想看电影吗？”我羞涩地点点头，他招招手让我进去，说“没有空位了，就站后面看吧”。我说“好呀”，欢快地进去了。这件事几天后还是让母亲知道了，她狠狠地剋了我一顿，罚我两个月不准看电影。但我并不后悔，每天把电影《桥》里优美豪放的主题曲哼个不停：“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上了大学，因中文系教学需要，我有幸看到了一批苏联电影，其中最喜欢的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连看了两遍。这部电影透过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让我感知了俄罗斯式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又在美好与残酷的强烈对比中，带给我生命毁灭的极大震撼和深刻启示。

大学毕业，我终究没有进入电影行业，而是做了一名新闻工作者。我因新闻报道的关系，认识的第一位电影人是著名喜剧电影导演张刚，他先后拍摄了25部“阿满”系列喜剧电影，他也因此被称作“阿满之父”。

在南昌工作的16年里，因为新闻工作非常忙，几乎从早到晚地采访、写稿，我较少进电影院，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九十年代初去庐山采访时，在东谷电影院看了一场《庐山恋》。这家电影院每天从早到晚只放映《庐山恋》。游庐山，看《庐山恋》，成为庐山的一个固定旅游项目。后来我看到报道，《庐山恋》放映二十周年时，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颁给该片“在同一影院放映场次最多的单片”称号。这部电影创造了“放映场次最多”“用坏拷贝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同年，这家电影院装修一新，正式更名为“庐山恋电影院”。

电影《庐山恋》剧照

二〇〇〇年，我因工作调动到了广州。再次走进电影院是在二〇〇四年。同事推荐我去天河城的飞扬影城看一场电影，他用非常夸张的语言对我说：“太高级了、太震撼了、太享受了！”令我心痒不已。

几天后，我与家人第一次去飞扬影城看张艺谋导演的故事片《十面埋伏》。走进影城，我这个八九年未进影院的影迷，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满眼都是惊奇和诧异：开阔的售票厅、舒适的休息区、滚动片花的超大屏幕、琳琅满目的时令饮品和特色小吃。进入观影厅，眼前更是一亮：优雅温馨的室内环境，顶天立地的弧形巨幕，国际先进的数码环音系统，高坡度、宽排距、低视点、无遮挡的人性化设计。这部电影带给我一场在家中看DVD从未体验过的震撼刺激，享受了一次跌宕起伏的视听盛宴。以后，我又多次走进这座五星级影院，体验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大片神奇之旅。

这一时期，内地电影业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拍电影由胶片到数字，盖影院由单厅到多厅，进影城由看电影到享受电影。我进入影院看电影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我常思考一个问题，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何以如此魅力巨大、广受欢迎？我想，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电影是所有艺术种类中语汇最丰富、形式最生动的特殊艺术形式。可以说，没有哪种艺术形式使用了如此之多的语言元素：表演、对白、音乐、音响、场景、照明、色彩、化装、服饰、特效等，多种电影语汇同时为银幕形象创造发挥重要作用。一部耳目一新的优秀电影，往往在几分钟之内，便以其变化莫测的电影语言和直观、具体、生动、鲜明的形象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带给人们强烈的视听冲击力和层出不穷的轻松、愉悦、紧张、亢奋、激动的美感。

正如前苏联电影导演安德烈·阿尔谢尼耶维奇·塔尔科夫斯基所说：“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我的电影缘

岭南春早，熏风拂面。二〇〇七年三月，我在粤北一个山区县采访。当晚有闲，我对同行的两位记者说：“去看场电影吧！”他俩欣然答应。

令人意外的是，我们走了几条街也没找到一家影院，停步问街边商场店员，她摆摆手说：“电影院早没了！”

“关了么？”

“拆了，盖商品房了。”

我们一时愕然。

人生总在不期而遇间发生角色转换，观赏者、追捧者、局外人眨眼间就可能变为参与者、实践者、局中人。当年十月，我的工作第一次真正与电影发生了关联：我调入了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工作。我很欣慰，终于可以为电影干点事了。

二〇〇八年初，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了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二〇〇七年，美国电影银幕数近4万块，而中国电影银幕数块，不到美国的1/10；美国人平均每年走进影院5次，而中国人平均5年走进影院1次，为美国的1/25。

南粤情况如何呢？返穗后，我们做了一次调研，数据显示，广东全省仅剩影院89家，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城市；多数县区原有影院或挪作他用或被拆除开发为地产；粤东粤西粤北县级影院仅存不到10家，且建筑陈旧不堪，设备落后老化……打造县级影院，发展电影产业，成了我和同事的共识。

我们制定影院发展规划、签订影院建设责任状、推出“以奖带补”鼓励政策……随着工作迅速展开，至二〇一六年底，全省影院总数由89家激增至家，银幕数块，均比二〇〇七年增长10倍以上；全省电影票房增长了近16倍；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场次也由二〇〇七年的3.2万场增至28.17万场。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凝聚着无数电影工作者奋斗的心血和汗水。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罗大佑的这首歌无数次在我耳畔响起，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二〇一三年五月我有机会来到香港工作。这是我的又一次电影缘，让我得以走近香港电影、走近香港电影人。

香港曾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年产电影四五百部，电影总产值超越亚洲电影强国印度的宝莱坞，跃居世界第二位。“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香港电影”，港产片曾经风靡全球，成为华人文化的一大标记。但近十年来，香港电影产业开始衰落，近几年香港上映的港产电影每年仅四五十部。这种萧条没有持续多久。“合拍片”等一系列国家鼓励政策出台后，香港电影人大举进入内地创业，香港电影又迎来一次发展大机遇。

二〇一七年九月，我随香港电影代表团参加了在呼和浩特举办的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令我们格外开心的是，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电影《湄公河行动》获评最佳故事片。

电影《湄公河行动》剧照

无独有偶。二〇一八年春节，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电影《红海行动》在内地掀起观影热潮。我观看了这部电影，这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这部电影在内地获得总票房近36亿的佳绩，是香港电影人与内地电影人联手打造的又一部佳作！

说实话，这些年我没少看电影，电影是我向上级汇报工作的现场会，电影是我和同事工会活动的常规项，电影是我联系香港业界的新纽带，电影是我与家人休闲娱乐的公约数。

我看了不少好莱坞大片，但看得更多的是国产电影。虽然好莱坞大片的故事悬念更多，视觉冲击更大，更让人紧张、刺激、兴奋，但不得不说，国产电影带给人的回味更久，引发人的思考更多，触动人的心灵更深，留给人的记忆更长。也许这就是审美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亲近性吧。

可以说，电影是永不褪色的民族文化记忆。国产电影以卓尔不凡的声光影呈现展示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跌宕起伏的民族命运、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丰富细腻的民族情感。观众可以从电影中发现生活的投影、找到情感的宣泄、获得历史的记忆。那些由国产电影塑造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染色体，生生不息地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可敬电影人

在香港，我有机会结识不少电影界的知名人士和著名影星。他们为电影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不懈奋斗，都是我所敬重的人。

五年前一个夏日，我在湾仔参加一场演艺界活动，见到成龙、汪明荃、曾志伟、谭咏麟等人，他们都是在内地影迷中影响较大的几位香港艺人。

成龙穿一套休闲运动衫，头发有些零乱，神色有点憔悴，一见面就快人快语道：“我在澳洲拍电影，刚回香港。”

坐下喝茶聊天时，我问成龙最近在拍什么电影。他说已在拍和正筹划的电影有五部，随即伸出手指数起来：《铁道飞虎》《功夫瑜伽》《机器之血》《中国人》（后改名为《英伦对决》）和《巴格达》（后改名为《狂怒沙暴》）。

我非常吃惊：“这么高产忙得过来吗？”曾志伟在一旁替他答道：“他太投入了，电影就是他的一切！”又感慨地说，“为了电影他完全不顾自己安危，出道以来不知道受了多少次伤，摔断过多少根骨头，他能活到今天就是个奇迹！”

我看过一篇报道，成龙从影以来拍了多部电影，从替身演员到功夫巨星，爬、跳、吊、打，他都亲力亲为，以致头破血流、折手断脚，历险无数、重伤无数，其中极严重的伤20多次。

谭咏麟回忆道：“记得是一九八六年在南斯拉夫拍《龙兄虎弟》，成龙高空坠落，受了重伤，颅骨和耳骨碎裂，动了大手术，医院看他，透过病房玻璃见他在床上昏睡，叫了几声没答应，我灵机一动吹起了口哨，吹的是我为这部电影演唱的插曲《朋友》，他果然醒了，但看了我们一眼又昏睡过去。”

谭咏麟情不自禁地用口哨再次吹起那段音乐，声如莺啼、洋洋盈耳，舒缓悠扬、情深动人。现场鸦雀无声，大家都被吸引了，仿佛透过口哨声听到了那段感人至深的歌词：“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看到了那段片尾花絮里成龙飞跃高墙不慎坠落十多米脑袋破裂、血流一地的震撼画面。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日，《建军大业》盛大首映式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制作方之一的寰亚电影公司老板林建岳邀请我出席首映礼。这是寰亚电影继《建国大业》后与中影集团合作的又一部重磅电影作品。

林建岳于二〇〇〇年入股寰亚电影公司成为大股东。二十年来，他推动寰亚电影制作了多部口碑票房俱佳的华语电影，如二〇〇二年的《无间道》、二〇〇五年的《头文字D》、二〇〇七年的《投名状》、二〇一四年的《救火英雄》、二〇一五年的《冲上云霄》、二〇一六年的《赌城风云Ⅲ》等，致力于保持在亚洲电影制作和华语电影发行上的领先地位，为全球观众提供多元化的观影体验，为振兴香港电影做出了巨大努力。

近年，作为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旅发局主席（现为香港贸发局主席）的他，面对香港影院逐年减少之势，大力推动“区区有戏院”计划，并带头投资新影院，翻新改造旧影院。目前寰亚集团属下公司MCL的14间戏院遍布全港，拥有74块大银幕，票房占有率不断上升。

香港影视界每年的国庆晚宴我必参加，在这里见到不少香港电影人，也认识了被网民称为“慈善超人”的古天乐。古天乐电影成就斐然，但更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慈善奉献。二〇〇九年，古天乐成立慈善基金，开始在贵州习水、遵义等地捐建学校、医疗所和水窖，至二〇二一年，共捐建所学校、20多所医疗所和50多口爱心水窖。难能可贵的是，他行善不张扬，低调做好事，被赞为“明星中的明星，偶像中的榜样”。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宣布古天乐担任新一届总会会长。

在港期间，我观看了创下国产电影历史最高票房纪录及全球单一市场单片最高票房纪录的《战狼2》，并在首映式前见到了吴京、卢靖姗等主创团队成员。

我对吴京赞道：“这部电影将电影工业与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相融合，成功塑造了有家国情怀的中国式英雄，让人看到了一种永不服输、永不言败、永不趴下的中国精神。电影说出了中国人的心声，演出了中国人的气质，拍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吴京眯起眼睛笑了。

我又笑着分享了一个网帖，称赞了香港演员卢靖姗：“前不久从网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跟帖，说为什么我们时至今日才看到如此棒的国产大片，那是因为‘姗姗’来迟。”大家都开心地笑了。我对卢靖姗说：“网民这个风趣的评价也许还证明不了你的影响力，但足以说明你在内地涨了不少粉丝，愿你不断进步！”她马上看了吴京说：“谢谢京哥！”

这部电影后，卢靖姗获邀参加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KineoAnica国际艺人奖，又连续在内地参演电影、参加综艺，果然越来越红了。

与儿约电影

我在香港的娱乐方式主要是看电影，这也是了解香港社情民意和青年文化生活的一个窗口。看电影多是和儿子一起去。儿子长大后有自己的朋友圈，与父母沟通就少了，但我俩有个共同爱好就是看电影。我们平均每月至少相约看一场电影，好莱坞的科幻片、灾难片，内地产的谍战片、喜剧片，香港的枪战片、功夫片都是我们的最爱。

香港有60余家影院，我俩去的最多是铜锣湾时代广场12至14层的UA影院，这是UA的旗舰影院。UA的影厅都配置了超高分辨率的索尼4K放映系统，声画效果极佳。影厅天花上布满黑色LED射灯，每支射灯的方向和角度不一，营造出光与影的多个组合，令观众如置身于摄影棚般被牵引到电影情节之中，化身片中角色而喜怒哀乐。这是UA影厅的神奇效果。

在UA看电影，观影前我们总爱去9层的星巴克小坐一会儿，喝上一杯咖啡、聊聊天，随后到13层的小卖部排队买上2包爆米花和水，观影时，边欣赏影片边享用小食，此时的感觉放松、惬意、爽！夜间散场后乘电梯下到街面，常有不同的街头乐队在广场上演奏，我们往往伫立片刻，静静听上一两支动听的粤语歌再乘地铁或公交离开。

在UA看过的电影中，《银翼杀手》让我记忆犹新。说实话，看科幻片很喜欢，但又非我这个年龄所长，这类电影知识新、悬念多、转换快，常常逻辑关系还没弄清已跳到别的场景。

那天好在儿子在旁，便每每侧头轻声问他。他一会儿小声回答：“K震惊的原因是万万没想到那个秘密与他之间居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关联。”一会儿又侧过身子对我咬耳朵：“K一路追寻遇见的这个人是失踪三十年的前银翼杀手瑞克·戴克，这是找到所有真相的关键人物。”但我还是有许多不明，缠住他问个不休，他见问得多了，便用眼神斜斜观众，示意别影响人家观影，我左右望望，只好无奈作罢。

返家路上，乘坐的23路双层巴士顶层空无一人，我们讨论了一路科幻片和好莱坞电影。

百老汇戏院也是我俩常去的地方。百老汇是香港最大的院线，管理百老汇、PALACE、AMC和MyCinema四个影院品牌，共有12个影院、63块银幕，分布在港岛、九龙和新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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