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经常突破学科界限，将历史学与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甚至宇宙学等进行融合。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大历史”研究方法，探究强调作为类的人类，从不同尺度——微观的、全球的、世界史的、人类史的、宇宙的——来探究过去，思考人类身份的多样性。那么，我们从这本《巫师》也能看到作者从多视角来思考人类历史，确为不可多得的佳作。“巫师”一词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与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截然不同：《周礼注疏》有“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杜子春云：‘司巫师巫官之属，会聚常处以待命也。’玄谓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当按视所施为。”巫师为官方所承认之官员，主要是为国家祈福，且巫师是有组织的——包括“帅巫”（巫师的领导者）以及“巫恒”（类似于见习巫师）；而在西方我们看到的是会魔法、伤害人的巫师形象，这便是文明视角。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明更多将“天”这一概念拟人化，皇帝为天之子，巫师为上天的代言人，更多负责的是占星、预示和祈祷，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太平广记》当中有非常有趣的例子——中国如何处理祸害人的巫师？第一，通过神明的处罚对巫师进行审判：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常谓巫师为道人。初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门吏：“此云何所？”门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礼即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千百间屋，皆悬帘置榻。男女异处，有念诵者，吹唱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名已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见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礼，礼怖走出。神已在门外，遂执礼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重。”付吏牵去。礼见一物，牛头人身，持铁叉。捉礼投铁床上。身体燋烂，求死不得。经累宿，备极冤楚。府君主者，知礼寿未尽，命放归。仍诫曰：“勿复杀生淫祀。”礼既活，不复作巫师。（出《幽明礼》）第二，由官方对邪术进行打击，重点为巫蛊之术。最为经典的案例便是汉朝的巫蛊之祸，我们在看很多宫廷剧都能看到巫术的影子，而一旦被发现他们的结局便是死亡，中国人对此非常忌讳，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是，我们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巫师未成为反社会的因子，更多成为了官方的代言人，或者说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与西方文明有着明显区别。回到书中，分三部分对“巫师”进行解释研究——深度视角、大陆视角和不列颠视角，不过还是以古代欧洲文明为中心进行。埃及、赫梯、波斯这些国家虽在地理层面上不输于欧洲，但在古代他们也属于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故而之间有很多的交流且有非常多相似点与共同之处。“巫师”不能简单用“黑”和“白”来区分，历史研究应当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世上本就不是非黑即白，我们都是在两者之间徘徊。欧洲世界的巫师更多是以邪恶的反宗教者的形象出现，所以会有巫师恐惧和猎巫传统，这与基督教文明有联系，更类似于宗教层面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在所有的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的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就如作者在本书当中引用的各个地区的巫师史实，便是在说明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理解，是与其本民族的文化相对应的，甚至能够形成比较大的区域传统，这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体系的拼凑，我们研究时不能忘却“文明”的功效。魔法小说、玄幻小说、仙侠小说等等网络文学的传播，让我们对“巫”这一概念的认知得到了新发展：如魔法师经常会出现的灵宠——猫头鹰，手持魔杖、头戴法帽、身穿魔法袍，这成为了魔法师的标配。但是仔细去研究会发现，这一形象自古便已经有出现，我们只是将历史具象化，将之作为影视、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这本书并未将每个地区的巫师现象解释清楚，但是提供了一个大的框架、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能够激发其他学者进一步探索，取得各自不同的成果”。当一个个地区的巫师研究成果出现，之后再比较研究，便能够形成一个详细且有条理的巫师体系，本书还是更多在论述西方世界，对于东方文明以及印第安文明提及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