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

                            

原创阿轩理想国imaginist

国家千疮百孔,肩负重建任务的人们无暇庆祝,甚至无暇哀悼逝者。眼下有活要干。这一认识让人看清现实。比起战争和解放的大起大落,现实要灰色,有序,但也平淡多了。对于往事,有些人不愿再忆起;另一些人或许境遇较好,回首往事时还带着一丝留恋——那个有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战胜与战败背后,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

你在上学时喜欢学历史吗?

可能很多人对教科书一样的历史都有些抗拒吧,在有限的时间里被填鸭式喂进干巴巴的日期、人物名字、重大事件以及照本宣科的前因后果,历史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模式化和应试化的记忆了。

比如,如果询问非历史学专业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结束,答案很有可能是:“德国投降了,同盟国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日本也投降了,然后正义的一方胜利了。”

而且,在教课书中,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具体的始末时间,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年开始,持续到年,战争结束之后,所有余波都被切断了,我们找不到遭受难以置信的战争创伤的世界是如何结痂愈合的,仿佛战争就像一次没有余震的地震,混乱之后一定就是井然有序的重建。

在真实的世界中,战争结束也并非意味着一个和平与自由无处不在的新世界的来临,现实往往更加复杂,也更加吊诡。破碎、痛苦的回忆以及对于怨恨、复仇的需要远远不是一场胜利能够平复的,以至于使社会回复完全正常的轨道需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鉴于苏联帝国的崛起带给东欧国家的种种伤痕,直到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口才终于有可能愈合了。

今天介绍的是《零年: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书名借鉴了德国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年的电影《德国零年》),对于非历史学专业的我们来说,很有必要读一读这本书。

电影《德国零年》

年对于世界来说是辞旧迎新的零年,既有二战的结束,也意味着现代世界的诞生。零年,如同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几十年之后,成长为一个四平八稳的中年人,而它最初的模样也在世界的集体记忆中渐渐模糊。

如果谁要为年写一卷历史,那很可能是行不通的,浩如烟海的资料,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用老妪能解的方式将它们串在一起,但是伊恩.布鲁玛做到了,他拓宽了我们对战争及其后果的认知,并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争对人类的影响上,生动地描写了二战结束后的胜利与颓败、欢乐与悲伤、复仇与重建、解放与死亡。

电影《德国零年》

布鲁玛的第一个绝招就是从九个不同主题(解放、饥饿、复仇、重建等)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地缘政治或军事(欧洲战场、亚洲战场等)的角度出发,这使他可以专注于不同族群的共同点,同时也有助于将读者带入到人性共通的经验,更容易理解当时的历史。

《零年》的另一个妙处就是避免了严格按时间顺序记录事件,只要叙述需要,布鲁玛就会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来回移动,用非线性的方式阐述了幸存者的经历以及战争遗留的问题,证明了史学家们只要付出努力,就可以写出通俗易懂但仍具有最高专业水准的历史书。

电影《德国零年》

胜利者尚未弄清楚如何应对胜利,

失败者开始为生存或复仇争执不休

大多数人可能不会了解,年8月,枪声停止之后,痛苦还在继续,而这份绵长不绝的余痛,不仅仅是因为战争。

对于个人来说,我们是否更容易受到胜利者的影响,而忽略了流离失所者和战败者继续遭受的苦难呢?

战争结束之后,流离失所者本以为从地狱回到了人间,然而却发现人间已无家可归。那些返回故居的生还者发现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陌生人,他们曾经居住的房子(如果没有被战争摧毁的话)已经住进了新居民,他们留下的财产也被昔日的邻居所侵占。

战后,涌现出一个全新的阶级,他们并不是靠真才实干致富,全靠侵占被迫害的业主的财产发迹,而这样一个阶级往往更血腥、更心狠手辣——以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的负罪感,昧着良心胡作非为。

令我惊讶的是,在战后的波兰,一些在曾帮助犹太人死里逃生的义士竟对他们的义举守口如瓶,原因很简单,如果被人们知道他们曾救过犹太人,那么就很容易遭到抢劫,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佬们一定以重金偿谢了他们——在当时的习见里,所有犹太人都是在隐藏的金矿。就连灭绝营的万人坑都被数以千计的农民刨了个遍,理由很简单,他们只想从死人头骨上拔下几颗被纳粹忽略的金牙。

《我们的父辈》

无辜的幸存者都觉得自己是有故事的人,有一肚子的话想对别人倾诉,可是他们又怎么能说服那些连灭绝营都没听过的人相信他们的故事呢?除此以外,亲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爱人早已变心,希望业已破灭,支撑他们活下来的意义已然成了一种荒谬的存在,很多幸存者因而靠买醉或者滥交来麻痹自己逃避现实。

同样,士兵的回家之路也同样艰辛,尤其是战败国的士兵们,曾经的他们“师出有名”,如今却灰头土脸地被全世界唾弃,不光要面对耻辱,更难面对的还是来自老百姓的责备和仇视,回归旧日的生活已然成了一种奢望。

《我们的父辈》

在年12月13日的《朝日新闻》,一位退伍兵写道:“人们认为当兵的和好战分子是一回事。当然,好战派应当为我们战败承担责任。但是普通士兵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个为自己国家而战的爱国者。你们真的以为我们放弃自己的大好青春,在陆地战场或太平洋上厮杀,为的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么?我真心希望人们能对我们老兵多一些温情。”

纪录片《他们已不再变老》

对于族群来说,当最后一场战斗打完时,战争并没有结束。亚欧大陆的战争废墟并没有将枪炮变成锄头,相反,随后的几年里恐惧、疯狂和混乱接连不断,因为胜利者并未弄清楚如何应对胜利,失败者为生存或复仇争执不休。战争结束让隐于背后的复杂性得以生长,通往和平的进程是如此缓慢,而通往下一个冲突的加速却是出奇的平稳。

奥地利小镇克恩滕见证了不愿回家的人们的悲剧,也见证了以种群划界进行民族迁移的不幸。

在克恩滕藏身的斯洛文尼亚族人、克族人、塞族人、哥萨克人、乌克兰人等等与苏联都有着世仇,他们深知如果被送回苏联,等待他们的要么是流放苦寒之地,要么是死亡,因此,他们在二战中投靠希特勒的原因很简单——只为了摆脱斯大林,给自己争取一条活路。

战争结束之后,这些无家可归也不愿回老家的人们乞求驻守克恩滕的盟军英国部队放他们一条生路,哪怕是把他们送到非洲也好,只要别被遣返回苏联就行。然而以光明磊落著称的英国部队却辜负了他们的信任,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清场方式,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将南斯拉夫人送回南斯拉夫,将俄国人送回苏联。

接下来的场面连久经沙场的英国士兵也不忍回忆,他们不得不流着泪,连哄带骗、拳打脚踢,有时还用上了刺刀,把这些又饥又饿的难民赶上车,有很多人宁可拿刀抹脖子或者跳河自尽,也不愿回去。被遣返的人遭受了酷刑和死亡,活下来的寥寥无几,翘首以盼的胜利竟让他们的噩梦变成了现实。

可见,即使是站在正义一方的胜利者,也难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而为这些错误决定买单的,往往是和你我一样无力抵抗大时代洪流的普通人,正如布鲁玛所说:

哥萨克人只是许多孤苦伶仃、备受打击、最后被历史灭亡的群体之一。实际上,说“历史”太过抽象了。他们是被活生生的人推向毁灭的,背后既有革命思想助推,也缘于清除异己、建立单一种族国家的想法。除了哥萨克人,还有其他人也成了这一思想的牺牲品,有些没准还曾是其信徒。

布鲁玛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观点:

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这种区别造成的影响比任何惨绝人寰的战争过后的苦日子都要长久得多。一方面,德国人和日本人对英雄理想丧失了兴趣。他们再也不想和战争扯上关系。另一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却一直未能摆脱对以前峥嵘岁月的怀念,这就导致了一种很要命的倾向,诱使他们未经深思熟虑便贸然发动军事冒险,如此一来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就能重温一回当英雄的旧梦了。

上图:《敦刻尔克》;下图:《他们已不再变老》

而战争真的有必要吗?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为了获得“生存空间”而发动战争,他们认为没有土地和殖民地的国家必定会走向衰落。在席卷全球的二战中,伤亡人数达万人,经济损失达5万亿美元。现在的德国和日本没有殖民地,却是地球上最富裕的两个地方。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战后的世界支离破碎,布鲁玛将这些松散的线头编织成一幅巨大的挂毯,以描绘出二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持续影响,并将它们与世界格局的形成联系起来:遣返流离失所者、恢复法治、重建政治结构、战败国的权力交接、战前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反思。

正如书名“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年的描述,还帮助我们了解了废墟上建立的世界,也通过复盘历史让我们理解了当今世界争端的根源,让我们思考该如何通过建立持久和平的机制来解决问题,使二战成为最后一场全球化的战争。

马克布洛赫说过: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现象,而理解历史的现象又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历史和现实都是由人书写的,即使相隔遥远的时空,人性也是共通的。布鲁玛书写的魅力正是使历史人性化,即使在灰烬中,也有文明和善意的种子在发芽,他用这本书向对坚韧的人们致敬:

国家千疮百孔,肩负重建任务的人们无暇庆祝,甚至无暇哀悼逝者。眼下有活要干。这一认识让人看清现实。比起战争和解放的大起大落,现实要灰色,有序,但也平淡多了。对于往事,有些人不愿再忆起;另一些人或许境遇较好,回首往事时还带着一丝留恋——那个有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这不是我们不向年的男男女女,向他们的苦难、憧憬和抱负致敬的理由,纵然许多期待终将化为灰烬,一如世间万物。

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本文作者阿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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