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的叙事起点，改革开放的时代地标。40年前，当这个边陲农业县以跃上潮头的姿态在中国改革史上出场，有人将其形容为“一夜之城”——仿佛一夜间从天际崛起，落地生根、迎风拔节。

以改革为根，以创新为魂，40年过去，这座城市酝酿出一个冰消雪融的春天，书写了一幕华美蝶变的传奇，为中国改革开放“种”出了硕果累累的试验田。

邓小平在年8月1日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访华代表团时说：“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今天的经济学家也都这么说，40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应该解读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和制度变迁过程。这话听起来是很震撼人心的。但是，对于4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而言，制度变革并不是一个可以事先设计得当的试验，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知识准备。而当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决定把一个邻近香港的南方小镇辟为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的时候，迎来的多半还是阻力、怀疑、挑战和指责。于是，这才有了上面邓小平有所针对的那段话。40年来尽管风雨坎坷，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试验场。它有年第一个引进香港“外资”兴办的来料加工企业；它有年在蛇口第一个采用的建筑工程招标制度；它有年向社会公开发行（IPO）的全国第一张宝安联合投资公司的股票；它有年成立的第一个外汇交易中心；它有年第一个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会；它有全国第一个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还有年第一个探索出的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的模式；它是建立劳动服务公司和实行劳动就业合同制的第一个尝试者，是最早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区域，也是实行政企分离、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引进招聘上岗制度的先锋。

自深圳特区成立以来，人们对它的批评就不绝于耳。这当然不难想明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以来“左”的思潮依然流行，政治环境不尽如人意，因此在深圳实行特殊的制度试验和开放政策，引入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核心理论问题的时候，争论的焦点自然首先落在特区的制度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于光远的回忆为此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片段：

当然事情并没有完。年的1月，“冷空气”大量南下，北京有一个单位制定了白头文件，题目是“上海租界的由来”，说的是清朝末年由于上海道台的腐败，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了租界，我们因此丧失了主权。这是攻击搞深圳特区的人的语言，意思是说搞特区不是搞社会主义，有一段时间这样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另外，当时又发生了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年4月22日到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最后讲话说，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我认为深圳搞那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深圳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达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都搞起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吴南生说他手边有这个人讲话的原件，他是按照这位同志的原件念的，原件中还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土地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哪一个领导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你想的是不可能的。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而南斯拉夫则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实说明不搞计划经济是不行的。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综合平衡，按客观规律办事，计委工作要有全面的观点，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得罪人。

于光远认为深圳特区的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年第2期的《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于光远的文章《谈谈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的认识》。他的主要理由是，深圳特区不是政治社会制度的特区，而是经济政策和管理的特区，而且特区里仍然有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可以想象，他的看法并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当中国内地的老一代经济学家正在为深圳特区定性的时候，年5月出版的香港《广角镜》第期发表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开始对深圳特区五年来的试验结果进行评估和质疑。有人称这篇文章打响了“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而且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帷幕。陈文鸿在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深圳的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就这方面而言，深圳的成绩还未如理想。这个结论来自他简单而“定量”的分析。根据陈文鸿的分析，第一，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中央给深圳定下的发展目标，深圳特区尚没有做到以上所说的三个“为主”。年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主要是被香港地区、日本淘汰不用的设备；引进的外资只占30%，这30%中又主要是港资；年深圳工业总产值7.2亿元人民币，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人民币，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挣的钱多得多。第二，陈文鸿指出，特区其实赚了内地的钱。他在文章里诙谐地说：“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简直是阿凡提到井里捞月亮。”最后，陈文鸿又对深圳的贸易模式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深圳的经济是依赖贸易的，而在贸易中又主要是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转口商品主要是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商品。外引内联的资金之所以投资深圳，主要是因为这个庞大的贸易和由此而来的高利润。深圳五年多时间发展的表面繁荣，也主要根植在此。深圳湾大桥有意思的是，陈文鸿文章所引用的数字，几乎全是摘自内地或者特区报刊公布过的。陈文鸿通过对这些数字的逻辑推理和估算来得出结论。例如，陈文鸿实际上是根据深圳公布的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人口总数来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会购买力高达元人民币的。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的人均社会购买力为元，北京为元，广州为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广州高出七倍多，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陈文鸿得出结论认为，深圳的市场繁荣，主要是靠内地顾客来维持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的经济学家还多以概念和定性分析见长，而陈文鸿的文章虽然简单，却是“让数据说的话”。所以，文章虽然没有涉及深圳特区的性质，却提出了让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