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是马克思思想的浪漫空想一面表现特别突出的一个领域，必须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克服”（超越、取消）分工是什么意思？指的可能是什么？科拉考斯基（Kolakowski）将马克思的观点正确地概述如下：“分工必然导致商业，即将人的生产物转变成传达抽像交换价值的工具。当东西变成商品时，异化的基本前提就已经存在了。
“分工”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由生产单位之间的专业化而产生的。这就是说，某工厂生产袜子、汽化器或豌豆罐头，是为了供其他人使用，这种情况就导致交换、销售性生产，而不是使用性生产，即商品生产。其次有人员之间的专业化；一些人是会计师，另一些人是渔民、管子工、教授、电工、职员等等，即横向分工。最后有纵向分工，或等级制：即官与民、指挥者与被指挥者、组织者与被组织者。有些人，像巴罗，在这方面特别强调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划分，但必须看到，大多数“脑力劳动”并不涉及指挥。
这样，工人们就可能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而异化起来：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是供相隔很远的人们使用的，并非供自己使用；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是重复的和令人厌烦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文中恰恰在这方面使这一点引人注意）；还因为他们是从属者。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分工将被“克服”。怎样克服？必须认识到，马克思的描述说的是高度生产性的工业社会；他并不是设想回到某种自给自足的简朴乡村生活。如果前两种意义上的任何一种分工就已经导致商品生产和异化，对协调和指挥权（为确保分散经济活动的连贯一致）的客观需要也可导致纵向分工，那么马
克思的定义还有没有实用意义？是否可能存在一种能够克服由于上述三种分工或三者之一所造成的异化的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和用什么来取代人类生产活动所必然发生的分离呢？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此有什么关联？（诚然，它增加了另一个方面或范围，其中有业主、雇主和非业主的雇员的区别，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断言分工是由于这个原因而非其他原因。）
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不现实的气氛，因为它根据这样的看法：存在某种可以取消分工的选择办法；或者，生产单位之间的专业化，由于可将这些单位大体上视为一个巨大的工厂（好比说，有各地分厂）而得到莫名其妙的“克服”。
让我们先看看横向分工。在这方面马克思有一段很出名的话：一个人“能在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饲养家畜，晚饭后搞文学评论，而他并没有成为猎手、渔民、收人或评论家”。这是奇特的不适当的选择。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单独进行的，有些可能是嗜好。大多数劳动是社会劳动，因为人人都做贡献；如果有人自由地选择去钓鱼，就会瓦解共同努力。但是，让我们将马克思的那句话改写如下：“人可以自由决定在上午修理飞机发动机，午后镶补牙齿，傍晚驾驶大货车，然后在餐厅做饭，而不当飞机发动机保养工、牙科医生、卡车司机或厨师。”这样它就显得有点儿荒谬了，不是吗？巴罗主张普及高等教育到22岁，人人学习数学、控制论、哲学和艺术等课程。
但肯定说他必须承认，这不会也不可能产生无限知识。我们能够学习而理解建筑师、语言教师、砌砖工人或飞行员所面临的问题，但我们并不会就此胜任他们的工作。一个唱歌剧的男高音歌手一般不会吹双簧管、画布景、指挥乐队；他本身也不大可能会对裁缝、医术、装滚珠轴承、写作运动新闻或在屠宰场工作产生任何欲望或才能。
这一切之中有什么精辟见解么？肯定是有的，即专业化应该范围宽一些，人们应该多受教育，以使他们在愿意改换工作时方便些；语言教师若想当砌砖工人、火车司机、心理学家或在农场工作，就能有便利条件去做，只是受制于社会需要的标准（必须有要砌的砖、要开的火车）和能力（有些人可能证明为不适合干某些工作）。
纵向分工的问题则更为困难。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指责巴罗要消灭工人阶级，这是不公平的。他所做的一切始终坚持了关于职业的可转换性、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等概念的逻辑，其结果或是把人人变成“工人”，或是使全体劳动者变成清一色的工人知识分子。以上关于专业化需要所作的评论也适用于巴罗的概念。还有悟性、能力、兴趣的问题，好手艺人值得信任和尊敬，他不可能想学哲学或被调到某个“用脑筋的”或行政管理的职业。
然而这些是枝节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怎样使明显必要的等级控制和协调跟纵向分工的“克服”一致起来？怎样才能避免出现“官僚阶级”地等同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这是否是一个有关选举、委派、轮换的问题？假定管理部门必须负责，又对谁负责？这最后一点决不是一个简单问题，譬如，铁路管理部门应该对铁路工人负责还是对旅客负责？
可以集中许多引文来证明，马克思及其继承者懂得权威的必要：“一切包含许多个人操作的劳动，为了联系和统一，必然需要一个指挥意志”。需要“一种统一意志，以钟表装置般的准确性把一切劳工团体联系起来”（列宁）。“协调、服从、指挥机关的命令”。
巴斯勒在引用马克思关于乐队愿意服从指挥棒的形象描述时，非常适当地询问无产阶级如何才能同时成为指挥和乐队。而列宁在颇多“自由意志论”的《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想要取消大规模工业的权威就等于想要取消大规模工业本身”。
这种制度的集中性怎么能与取消计划官员，或把计划官员降为“联合生产者”的技术咨询执行者的角色共存呢？什么是“指挥意志”？谁来发布“命令”？关于使热情者把大地母亲抛置脑后的一个极好的例子，见于科沃德（Coward）和埃利斯（Ellis）著作的以下段落中：
东方发生了另一场思想革命，废除了委派、管理，把权力交给“代表”，或“负责人”等思想，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民主之要旨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集体决策、全体人民积极思考的思想。这必是最纯粹的浪漫主义。
没有委派？没有管理？没有代表或负责人？甚至幼儿园也能这样办吗？不能因为科沃德和埃利斯而责备马克思，但马克思在他的一些更为空想的段落中曾提示过这个方向。马克思除了论及“指挥意志”之外，确曾在许多场合设想过人民的某种直接控制，不依靠或通过组织机构进行调解、仲裁也完全没有清楚地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一位同事曾经将此模式称为“由群众团结补充的完美集中化”模式；这便是，也只能是等级制的。
现代生产是复杂的、形成一体的。如果它不成为一体，就会崩溃。保证一体化和协调的任务计划的任务是一项困难而应该负责任的工作。不可能让任何人恰好轮到去做这件工作，去开货车或去补牙。计划者必须成为专家，必须是业务上的胜任者，正如实际上必须是某生产单位的经理（或修理技工）一样。许多职位可以由非专家充当，但必须有职责。这样就必须有某种权限，因为你怎么能对你所不能控制的人员的行为负责呢？这可以是一种最后采用的权力，在劝说失败时行使，但最终船长的命令必须服从；“编辑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建筑师设计，建筑工人盖楼，而有人监督他们的工作，等等。
别以为我的目的是描绘一幅关于某种必需的超等级制不可能有民主作用的图景。以上几页的目的是要强调，第一，某种等级制和从属关系是组织生产所不可避免的。生产者的自主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越小，等级制和官僚的作用就必然会越大。第二，我想引起人们注意，必须对经济决策中的民主程序的作用和限制进行实际的（不同于口号式的）评价。这将是后面进一步讨论的主题。关键在于，当选的议会只能决定主要的优先考虑事项，以及计划者、经理、劳动者、专家进行工作和相互联系的准则。
这些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除了在必须强调某种严重的权力滥用时以外，它们本质上却不能影响宏观经济领域。在中央下面必然会有对地方或地区政府权力所施加的严格限制，以确保总体对局部的优先权。巴罗说得对：“最难的事情是控制局部和具体的特殊利益”。地方选民和地方官员十分自然地趋于关心他们所了解的需要、他们本地的需要。另外在实际生产单位如工厂中，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又引起了复杂的问题，这将需要充分的讨论，有些讨论是根据南斯拉夫的经验。经理应不应该选举产生？
结语
假定在可能需要专业知识和才能的情况下，可行的轮流充当时间应该是多久？经理是否应该对劳动者负责？还是应该对“社会”（包括顾客）负责？怎样才能极有效地解决经理和工人之间、两者或其中之一和计划者之间的冲突？各种决定根据什么信息、在哪一级作出？问题可以提下去，但眼下已多得绰绰有余。很明显，纵向分工是肯定有的，因此我们必然会产生权力（及其滥用）、纪律、责任的界线以及对付失败的办法等等问题。总的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往往是回避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