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图片均由作者女士提供
年年初,编辑部的几个编辑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去了塞尔维亚和波黑旅行。那时候已经听说武汉发现了不明肺炎,但出发时的他们处在旅行的兴奋当中,深信那会像一场流感一样迅速过去,他们依旧可以放心地闯荡世界。他们在旅途的前半程享受到了旅行应有的一切:美丽的风景、与陌生人的交谈、从日常生活的暂时抽离;但后来他们也很快被疫情的阴影迎头赶上。本期推送与大家分享的是女士最后一次旅行的游记,她非常想念可以和朋友一起旅行的时候。
“Iwillcallthepolice!”我正照着手机里的谷歌地图寻找去餐馆的路,一回头便看到朋友怒气冲冲地揪住一个塞尔维亚少年的衣领。一瞬间我的脑子里走马灯般闪过暴力可能导向的无数种悲剧,连忙和其他朋友一起上前劝住他。朋友松手后,那个穿着邋遢并有几个同龄人陪伴的少年脸上带着半真半假的不知所措,迅速离开了。我和朋友往回走了几步,在夜晚贝尔格莱德黑糊糊的地上,捡起刚才被扒时掉在地上的钱包。扒手从朋友的包里摸出的是他的笔袋,之后被朋友发现并揪住衣领讨了回来,钱包则落在了地上。
这已经不是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第一次感觉到这城市像个“虎狼之地”。刚下飞机时,我们像在大多数城市一样去寻找机场的出租车载客点并搭上排在前面的第一辆车。但在车上我们就觉得不大对劲,车子的出租车灯牌被摘了下来,顶部是透明天窗,司机证照和计价器也没有放在明显的位置。于是在手机上跟朋友讨论:我们似乎上了一辆“黑车”。朋友迅速搜索出了在贝尔格莱德打车的正确流程:先在机场的问询台告知服务人员要去的地方,服务人员会写好一张包含地点和公道价格的订单给司机,并亲自带乘客去载客点寻找正规公司的司机。因为有很多不正规的司机会在载客点排队等候乘客,计价器被他们调过,会跳得飞快。从机场到市中心,合理价格大约为塞尔维亚第纳尔。我们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
终于到了市中心,我不安地问司机车费是多少钱,司机指了指仪表板下面的一行数字,我探出头一看:将近第纳尔!途中司机听到我们谈到诺维萨德,曾问我们要不要直接送我们去诺维萨德,因为担心倾家荡产,我们拒绝了这个提议。后来我强作镇定地砍价:我们最多能付第纳尔。让我们意外的是,司机马上同意了,于是我们松了口气,赶紧下车。
到了汽车站,因为找不到站台,问了进站口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他连比划带蹦英文单词,大意是说要给他几个硬币,多少都行。付钱后,他告诉我们进去左拐第一个站台就是。旅游攻略说在巴尔干地区坐大巴,多数时候要另买站台票和行李票,但根据我们后来在诺维萨德和萨拉热窝的经验,站台票也有售票窗口,并且会有纸质票根,所以那个穿制服的人收的,大概就是问路费了。行李也要给司机付钱,那天我们拿行李票到时候,司机比比划划说了些什么,我们没有听懂,笑着连说谢谢对付过去了。之后数了数钱,发现少了20第纳尔,发现原来司机的意思是少找给我们20,那20是给他自己的。折合人民币大概是一块三。
总之,贝尔格莱德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不算很好。车站附近的房子看起来像是经历战争后至今没有修缮,街上也有些脏兮兮的。很容易看见一些不如意的人:灰心丧气的年轻人爬上贝尔格莱德城堡用喷漆写下一句“nofutureforyou”,并留下一地碎酒瓶和烟屁股;邮局前的公园里有许多老兵因为福利问题搭帐篷抗议,接近零度的气温下有人在帐篷里生火做饭和睡觉。我们北上去诺维萨德以后,觉得车站和街道看上去都比贝尔格莱德体面很多,也没有人跟我们多收钱。诺维萨德MaticaSrpska图书馆——这个文化机构包含图书馆和美术馆,起初成立于布达佩斯,藏书与画作都是从布达佩斯搬过来的——里的一位女士跟我们说,塞尔维亚北方受奥匈帝国影响更多,南方则受奥斯曼帝国影响更深。我和朋友心照不宣地一笑,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贝尔格莱德真正的魅力所在。
在街上被扒手扒了笔袋以后,虽然惊魂未定,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损失,一群人于是惴惴不安地照原计划继续寻找餐馆。在贝尔格莱德,公寓楼的内部楼道也是步行者的人行道,意思是说,有时候按照谷歌给的最短步行路线,你会从公寓楼内部的一楼走廊穿过或者进入几座公寓楼围出来的天井。那天我们就在楼之间穿来穿去,其中一个建筑是一个商场,营业时间过后就关门了,我们不得不绕道,于是心情越发紧张和沮丧。在目的地附近,开始有站在门口的服务员问我们要不要进去吃晚餐,那地方看起来颇为热闹,户外摆放的桌布铺着红白格子的桌布,上面挂着各种造型的庭院灯,脚下是鹅卵石,低矮的一座座房子刷成各种颜色,装饰得很有乡村特色。怎么说呢?或许是当时心情的缘故,那些招徕顾客的服务员在我看起来像武夷山卖茶叶的和西安带看兵马俑的,令人不安。
转了一圈没有找到我们想找的餐馆,但在一个下沉建筑的一楼窗口看到里面有乐团在表演,轻快的吉普赛音乐透过低矮的窗口传到室外。我们明知道那不是我们要找的餐馆,但那音乐像塞壬女妖的歌声让人感到非进去不可。走到门口,从我们身后走来一个中年男人,他走上前来微笑着为我们推开门,邀请我们进去;事后看起来,接受邀请并进入那扇门是那个奇妙夜晚的开始,但当时朋友还以为这个人是个托儿。
这是一家音乐酒馆,进入这个酒馆就像突然闯进库斯图里卡电影里无休无止、狂欢痛饮的婚礼,像经历吉普赛人贝汉决定远赴险恶城市时与情人和祖母的别离,仿佛下一秒就能亲眼看到漂浮的房子、飞起来的床和小丑模样的恶人,也让人明白库斯图里卡当然得是狄俄尼索斯父亲的儿子。乐手们就跟电影中一样,手风琴是核心乐器,高矮胖瘦的斯拉夫人,衣着潦草,乐器老旧,一边演奏,一边高歌,既有一丝讨生活的潦倒,也享受音乐与眼下的欢宴,仿佛经历过诸多顿挫,但青春与爱情永远不会离开他们。我们在那里尽情享用美食(烤肉、沙拉和一种叫作kajmak的酸奶油)、音乐和贝尔格莱德人的热情,一扫前一刻遭遇扒窃的阴霾。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里就是贝尔格莱德的波西米亚区斯卡达利亚。这个最初由吉普赛人定居的地方聚集着许多酒馆和餐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世纪有许多作家、诗人、记者、演员和艺术家曾居住在这里,这条街上流传着各种以诗画换酒的逸事,这些人当中便包括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契斯童年时生活在北方的诺维萨德,并在那里的圣母升天教堂受洗成为东正教徒,这在之后救了他的命。契斯的父亲是犹太人,后来被送进集中营,再也没有返回。契斯在贝尔格莱德读完大学,并在贝城写下了《达维多维奇之墓》。这本书被污蔑抄袭了许多位作家:博尔赫斯、索尔仁尼琴、乔伊斯等等;后来还闹上法庭,虽然契斯赢了官司,但这一指控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攻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