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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戈丨作者

——“啊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三十六岁的斯洛文尼亚摄影师Matjaz近年来常在中国拍摄，他留着刻板印象中20世纪巴尔干男人的小胡子，大家都叫他老马。这里没有太多人听说过斯洛文尼亚，他总是说他来自于南斯拉夫。

“接着很多人就会开始对我唱《桥》（年的南斯拉夫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老马说。这首曲子虽然是意大利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名曲，在中国却因这些游击队电影攻陷了一代人的情感，而成为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象征。

出生于毛时代后期的一代人，少年时代的文化生活并不丰富，从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引进的为数不多的译制片，被视作珍宝。游击队电影在年代进入中国，因其叙事节奏快、故事复杂，区别于早年引入的社会主义电影的情节扁平、人物刻板，受到热烈欢迎。男孩们在课后扮演《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ValterbraniSarajevo，《瓦尔特保卫塞拉耶佛》）电影中游击队员的角色，想象着像里面的英雄一样牺牲。他们乐此不疲地对接着暗号：“请给我放大一张我表妹的照片！”，“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那些电影塑造了一代人的记忆，让他们对南斯拉夫有着童年乡愁般的亲近感。

当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的战斗机在贝尔格莱德上空盘旋时，那些电影中的记忆在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再一次被唤醒，而这时的“霸权”，变成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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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迷宫

北京时间年5月8日早晨5点，北约又一次空袭贝尔格莱德，从不同方向落下的五枚炸弹穿透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四枚当场爆炸。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名中国记者死亡。国内报出了这则新闻后，以学生为主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史称“5·8事件”。

同一年，来自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足球教练桑特拉奇（SlobodanSantra?）执教于中国甲A联赛山东鲁能队。媒体人“有鬼君”回忆起5月8日刚过没多久的一场比赛，鲁能队主场的赛场上高高举起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横幅标语，球迷们对鲁能队的支持，与对南斯拉夫的支持建立了强烈的情感连结。比赛结束后，观众席群情激昂地唱起了《啊朋友再见》。体育记者采访桑特拉奇时，他非常感动，没有想到南斯拉夫被北约轰炸，在遥远的中国竟唤起了这么多支持。年这位教练去世时，仍然有媒体在新闻标题中把他比作瓦尔特。

我把这个有意思的“错位”告诉老马，他讥笑说，“这些人不知道塞族军队在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杀死了多少瓦尔特！”

互联网还并不发达的年代，普通人获取信息的途径非常有限，普通中国公众对遥远的巴尔干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人们不知道牵动他们对南斯拉夫最炽热情感的萨拉热窝，已经脱离了这个即将消失的国家，彼时的南联盟仅仅剩下了塞尔维亚和黑山。中国在当时是最反对北约空袭行动的国家之一，自前南斯拉夫年代初爆发内战开始，中国官方媒体报导就区别于西方主流媒体谴责塞族对其它民族的侵略的“人权”视角，而是以“主权”为框架对西方肢解南斯拉夫表达愤怒。年3月爆发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导火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制造的种族清洗并不广泛为公众所知。中国媒体报导主要把科索沃作为“分裂势力”，背后体现出当局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边疆族群的隐忧。于是，这场战争更多地被中国公众理解为“世界警察”美国对南斯拉夫发动的干涉战争。

不过，刚刚“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外交战略上并没有野心，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更远不及今日。现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的历史学者宋念申在年刚大学毕业不久，正在《环球时报》工作，在他的回忆中，当时中国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导很少，中国公众普遍缺乏国际视野。直到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那场战争才广泛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