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半岛，是塞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在长期与周边民族错综复杂的交往中，一直寻求着文化的独特性及相应的国家认同。塞尔维亚电影及其国家认同的建立历经坎坷。在塞尔维亚作为南斯拉夫一部分的若干时期和它独立建国之后，塞尔维亚电影都在巴尔干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在它属于南斯拉夫时期，塞尔维亚电影通过“游击队史诗电影”“黑浪潮电影”“布拉格学派”等独特的创作实践，参与了国家认同的书写与反思，并推动了国家认同的内涵与发展方向的演变。年塞尔维亚共和国成立以后，该国电影仍然在国家认同建构中起着关键作用。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电影；国家认同；民族
塞尔维亚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中部，国土总面积8.84万平方公里，人口万（不含科索沃地区，年1月统计），官方语言塞尔维亚语，塞族为核心人口，主要宗教为东正教，与黑山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及阿尔巴尼亚接壤，多瑙河穿越全境，首都贝尔格莱德是该区域经济和文化中心。
巴尔干半岛历史复杂、多变。塞尔维亚在历经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近代奥匈帝国等统治的过程中，曾经断续地独立建政。9世纪起，移居巴尔干半岛的部分斯拉夫人开始建立塞尔维亚等国家。“一战”后，塞尔维亚加入南斯拉夫王国。“二战”后，塞尔维亚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六个共和国之一。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解体，几经分分合合及持续战乱，年6月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
中国观众普遍对塞尔维亚电影较陌生，但对前南斯拉夫的电影却印象深刻。20世纪70年代，《桥》（TheBridge，）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WalterDefendsSarajevo，）在中国轰动一时，主演韦利米尔·日沃伊诺维奇（Velimir“Bata”?ivojinovi?）更是家喻户晓，每次来华均受到影迷狂热追逐。年6月18日晚，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TomislavNikol?）为到访的习近平主席举行隆重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南斯拉夫电影曾在中国热映，激荡人们的爱国情怀，伴随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时期”。当然，今天的萨拉热窝已不属于塞尔维亚，而是波黑首都。但这两部电影至今仍被当作南斯拉夫电影为许多观众津津乐道。
一、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基础
塞尔维亚共和国是多民族国家，83.3%人口（不含科索沃地区）是塞族，其余有匈牙利族、波斯尼亚克族、罗姆族、阿尔巴尼亚族、土耳其族和罗马尼亚族及斯洛伐克族等。塞族在中部地区居多，匈牙利族主要居住在北部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塞族是国家主体民族，也是国家认同的主要文化来源。
纵观巴尔干地区历史，历代帝国都是强制性的外来政治架构。在这些帝国压力之下，不同民族自然地各自聚拢，逐步强化出民族主义意识。按照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Osterhammel）的描述，这种民族主义指向“一个数量庞大、自视为政治行为体以及语言与命运共同体的人群”。19世纪，随着广泛的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塞族“自我”意识也明确崛起，开始不断在被界定的土地上寻求自治，并试图用国家的形式维护这种自治。这种“界定”有时是和平的，有时则通过战争完成。塞族因此不再是一个虚构的文化认同体，而是一个可以被动员的人群实体。这个实体所集体认同、显著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塞尔维亚正教会、科索沃神话以及塞尔维亚语言。
（一）塞尔维亚正教会的光荣回忆与宗教化的认同差异
塞尔维亚正教会是东正教自主教会之一，世界上第二古老的斯拉夫东正教教会。随着塞尔维亚人口外迁，塞尔维亚正教会的活动也在世界很多地方开展，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影响。
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矗立着一座开工于年、至今仍然在建设的圣萨瓦大教堂，为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堂之一。其命名是为了纪念萨瓦·尼曼雅（SawaNemanja）开宗立派、铺设塞尔维亚宗教奠基石的功绩。
年，萨瓦的父亲斯特凡·尼曼雅（StefanNemanja）继承拉什卡大公位，建立了统治塞尔维亚多年的尼曼雅王朝。三儿子萨瓦以其敏锐的文化嗅觉发现凝聚民心需要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于是毅然独自北上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觐见大牧首。在萨瓦的恳求下，年，塞尔维亚第一次奉命建立了自己的总主教区。这不仅是东正教传播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是塞尔维亚文化认同的重要处女作。同年，圣萨瓦还颁布了史上第一部塞尔维亚教会法纲要TheNomocanonofSaintSava。
尼曼雅王朝时期塞尔维亚国势最盛，是东南欧一大强国，也是塞尔维亚民族一段引以为豪的历史。塞尔维亚正教会与这段辉煌历史互为佐证，是王朝强盛在宗教范围的投射，因此正教会在塞尔维亚民族心理中占据着崇高而重要的位置。
塞尔维亚正教会为塞族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的、与邻近民族的宗教区别点，解决了民族认同的相对性问题。巴尔干地区各族在人种上大多属于南部斯拉夫人，由于该地区历史上先后受使用希腊语的东正教拜占庭帝国、讲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以拉丁文为宗教语言的天主教奥匈帝国的统治，巴尔干半岛上不同区域的斯拉夫人逐渐分化为抱持不同信仰并产生不同文化认同的民族，各自接受来自这些帝国的文化中心地带的持续影响。塞尔维亚被誉为“最后的拜占庭”，一直维持着东正教的传统，与东正教发源地希腊和现在东正教第一大国俄罗斯有近亲的联系，对天主教“十字军东征”给予东正教的打压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覆灭拜占庭共同怀有痛苦的记忆。与塞族临近的其他民族中，有些信奉天主教，在早期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和后期奥匈帝国统治时期曾属主流，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更靠近西欧，与西欧各国亲近，历史上曾参与或支持过“十字军东征”，当今最容易被欧盟接纳；有些信奉伊斯兰教，分布较为分散，但聚居区内部极为团结、坚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是其历史痛点，今天与广大伊斯兰教国家亲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巴尔干地区各民族将历史上某一阶段性统治帝国的文化特征作为本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是该地区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也是战乱根源。
（二）科索沃神话赋予塞尔维亚民族的使命感
科索沃神话是指广泛流传于塞族内部的、关于年科索沃战役的一系列口头吟唱史诗，19世纪后逐步被文字化。历史上，科索沃战役发生于公历年6月15日，格里高利历6月28日，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圣维图斯节（St.VitusDay），塞尔维亚拉扎尔亲王（LazarHrebeljanovi?）的军队和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Hüdavendigar）的土耳其军队，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荒野进行战斗，结果塞尔维亚军战败，被迫向土耳其纳贡，沦为附庸。由于此前-年，斯蒂芬·杜尚（StefanDu?an）继承王位，颁布《杜尚法典》稳定社会，统治了史上最大疆界的塞尔维亚王国，号称“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皇帝”，所以，此役战败等同于亡国，6月28日也成为塞族心中永恒的痛苦记忆和知耻后勇、复兴国家的起点。尽管历史学家们并不认同科索沃战役中有一方全胜，因为两军统帅均阵亡于此役，然而充满国殇悲情的科索沃神话依然主导了塞尔维亚民族从口头文学到20世纪之前的主流文学，成为塞尔维亚人抵抗侵略、维护统一、献身祖国的英雄主义象征。
科索沃神话大概形成于历史战役之后不久，内容相当浩繁，但其核心是保卫塞尔维亚人心目中的基督教、为自由而战，将战役描绘为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教的东方之间的激烈冲突，主要内容包括：雪恨——恢复中世纪塞尔维亚曾经拥有的领土；殉国——为自由和信念而献身；忠诚——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荣耀——牺牲者将升入天国并获得永恒的荣耀。
将历史记忆政治化，是巴尔干地区建立民族认同的一个特点。科索沃神话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20世纪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与此息息相关。年6月28日，科索沃战役周年纪念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携妻索菲亚到萨拉热窝进行访问。没有资料表明年才入主此地的奥匈帝国是有意在当地人的国耻日宣示对历史上的失败者的再次主宰，但这种巧合不幸造成了对当地塞族的羞辱、挑衅，从而导致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激进人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Princip）等人刺杀了斐迪南大公，进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形成某种对照和呼应的是，年6月28日，深谙这一天的重要历史意义的斯大林选择当日将南斯拉夫开除出“冷战”格局下苏联牵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联与南斯拉夫正式交恶。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以上两例都足见科索沃神话对于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认同的重要性。
（三）塞尔维亚语言与文字
塞尔维亚语言具有悠久的创作历史和丰富的口头作品。
武克·卡拉季奇（VukKarad?i?，-）是第一位较有影响力的民间诗歌、传说和谚语搜集者，整理了大量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被称为“塞尔维亚民间传说研究之父”。更为重要的是，卡拉季奇追随前人萨瓦·姆尔卡利（SavaMrkaly，-）、卢卡·米洛瓦诺夫（LukaMilovanov，-）以及多西泰·奥布拉多维奇（DositejObradovi?，-）等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探索和指导，遵循“写你所说并读其所写”的原则，于年在斯拉夫塞尔维亚语字母基础上发展出塞尔维亚语西里尔字母书写体系，编定《塞尔维亚语词典》。卡拉季奇的文字改革使塞尔维亚语完成现代化，与俄国教会斯拉夫语拉开了距离，更接近鲜活的民间语言。卡拉季奇还把《新约》全书翻译成塞尔维亚语。
卡拉季奇将塞尔维亚民族的认同感在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之上注入了更深入、更稳定和更持久的语言学要素——文字，对整个19世纪塞尔维亚民族认同的复苏、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年，在卡拉季奇去世四年后，官方正式接受该文字方案。年，塞尔维亚共和国通过宪法，规定西里尔字母是唯一官方文字。
二、塞尔维亚电影与国家认同
严格意义上，在年黑山共和国从“塞尔维亚和黑山”（其前身为二者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3年更名）独立之前，并没有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塞尔维亚电影”。为了叙述的便利，本文主要从电影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着眼，将塞尔维亚电影分为三个时期，探讨其自身发展脉络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关系。
（一）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1.塞尔维亚早期电影与民族认同
塞尔维亚具有悠久的戏剧传统，年国家剧院就开始运营。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首开电影公开放映之先河后，贝尔格莱德很快就于同年6月6日上映了影片，当时统治塞尔维亚的奥布拉多维奇（Obrenovi?）王朝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与王后均体验了这一新生事物。
早期塞尔维亚的电影活动主要是流动放映，间或拍摄一些当地风土人情愉悦观众。年，推翻奥布拉多维奇王朝的新国王成为纪录片《彼得一世加冕》（TheCoronationoftheKingPeterI）的主角，时任英国荣誉领事的阿诺德·威尔森（ArnoldMuirWilson）聘请摄影师富兰克·莫特肖（FrankS.Mottershaw）完成了这部长达55分钟的影片拍摄，场景包括盛大典礼以及国王出行南部塞尔维亚沿途所见的旖旎风光。该片已被列入联合国遗产名录，是人们直观了解当时民俗、地理、历史、政治、外交和景观的珍贵影像资料。
3年7月16日，奥地利电影资料馆公布了一部创作于年、保存完好的塞尔维亚电影拷贝《不朽大帝彼德罗维奇生平》（TheLifeandWorkoftheImmortalLeaderKara?or?e），导演是契查·伊利亚·斯塔诺耶维奇（?i?aIlijaStanojevi?），故事混杂了来源于文学、历史和传说的若干线索，雄心勃勃地讲述了卡拉乔尔杰·彼德罗维奇（Kara?or?ePetrovi?）的传奇故事。彼德罗维奇是塞尔维亚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年2月14日至年9月21日担任塞尔维亚领袖，年彼德罗维奇率众发起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试图建立现代塞尔维亚，最后虽败犹荣。如果说《彼得一世加冕》是英国外交官的一次玩票，那么《不朽大帝彼德罗维奇生平》则是塞尔维亚电影人塑造民族精神的一次重要举动，其精彩的历史再现、生动的场面调度、巴洛克风格的间插字幕以及激情四射的措辞，都饱含爱国主义情绪，强调了国家意识。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和牛津大学民族学教授兰杰·特伦斯（RangerTerence）在合编的书籍《虚构的传统》中指出，19世纪很多以民族主义为目的的“老传统”实际上起源并不久远，甚至有些是“被虚构的”。作为故事片，情节和细节的虚构当然司空见惯，但作为显著的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的标志性人物，这部电影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为塞尔维亚人提供了辉煌往事的影像神话。
2.“一战”后南斯拉夫国家认同的初步建立
20世纪初，巴尔干半岛兴起将南部斯拉夫人聚集起来、成立一个新民族乃至新民族国家的呼声。年，斯洛文尼亚诗人伊万·参卡尔（IvanCankar）最先提出了创建“南斯拉夫部落”的呼吁：“在血缘上，我们是兄弟；在文化上，我们是表亲。”这位斯洛文尼亚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积极的政治活动家的呼声在5年后终于实现——年12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诞生（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史称“第一南斯拉夫”）。由此，国家认同不再局限于狭义的、基于塞尔维亚本身的民族认同，而是随着国家政治实体的发展而演变为基于人种的、超越宗教的、南部斯拉夫人联合的新国家。
之后的30年代，兴起了一轮以建立南斯拉夫国家认同为背景或诉求的大场面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的风潮。米卢廷·伊格尼亚切维奇（MilutinIgnja?evi?）的《穿越暴风雨和火焰》（ThroughTempestandFlame，）、《东方之门》（OntheGateofOrient，）和米哈伊洛·波波维奇（MihajloPopovi?）的40分钟短片《我们信仰上帝》（InGodWeTrust，）等影片将个人恩怨、国仇家恨融入浪漫的历史叙事。虽然今天看来略显粗糙和过时，但这些影片所创造的奇观对当时的观众已具有相当强烈的震撼力。
3.“二战”期间被瓦解的南斯拉夫王国的国家认同危机
年4月，南斯拉夫卷入“二战”。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王国，在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聚居区建立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塞尔维亚被纳粹德国宣布为被占领土，南斯拉夫其余领土被德国盟友瓜分。其中，塞尔维亚成立了救国政府。被占领区的电影事业受德国、意大利的纳粹主导。这一时期，本土塞尔维亚语电影只有一部由著名体操运动员德拉戈柳布·阿列克西奇（DragoljubAleksi?）拍摄的《不设防的天真》（InnocenceUnprotected，）。这部命运多舛的影片本可以成为塞尔维亚拍摄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可惜遭到纳粹傀儡政府审查后禁止公映，战后又因“亲纳粹”继续遭南斯拉夫禁演，直到年才由电影全才杜尚·马卡维耶夫（Du?anMakavejev）发现并重新加工、剪辑为同名影片上映。通过加入历史素材，马卡维耶夫事实上重新演绎出一部新片，该片上映后大获成功，代表南斯拉夫斩获第1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银熊奖。
“二战”炮火中，铁托领导的游击队总部于年成立了电影部门，此后南斯拉夫主流电影的血脉即源于这里。年，在铁托领导下，南斯拉夫联邦获得重建，塞尔维亚电影业进入全新时期。
（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时期（-）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南斯拉夫联邦共产党建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史称“第二南斯拉夫”。年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六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外加一个自治省和一个自治区组成。为维持各共和国的均势，铁托重新划分南斯拉夫王国时代塞尔维亚占有的大量领土，从其共和国领土中分割出拥有匈牙利族马扎尔人多数人口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有少数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区（后于年将其升格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社会主义自治省，年更名为科索沃社会主义自治省）。
“冷战”期间，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不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为首的华沙公约组织两大军事联盟，与印度、埃及、印尼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创立了不结盟运动组织，并拥有领导地位。
这段时期南斯拉夫电影并非各共和国电影的简单叠加，各加盟共和国并没有独立命名的电影制作，也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塞尔维亚电影”或者“克罗地亚电影”“斯洛文尼亚电影”……电影业集中在两个中心——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和塞尔维亚首府贝尔格莱德，平行发展，全方位生产广告、教育、艺术电影、故事片等各类影片。为简化讨论，本文主要叙述两种“塞尔维亚电影”：一是地理上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电影，二是族群上主要由塞族电影人创作的电影。
1.“游击队史诗电影”明确共同记忆
新生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是“二战”的产物，并几乎立即卷入“冷战”格局，亟需一个南斯拉夫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来营造国家认同，这个共同记忆还必须宏大、壮烈，过程充满悲剧色彩，结局要正面而光辉。于是，反映铁托领导反纳粹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史诗（PartisanEpic）电影”应运而生。这类影片一开始就具有三重性：展现抗击侵略者的正义战争过程；将抵抗运动书写为社会主义建国运动；战争性质是“人民解放战争”。
弗耶科斯拉夫·阿弗里奇（VjekoslavAfri?）执导的《斯拉薇卡》（Slavica，）是“游击队史诗电影”的奠基之作，开启了漫长的同类题材创作浪潮。由于其主流的性质，所以拍摄成本也不断提升，如韦利科·布拉伊奇（VeljkoBulaji?）导演的《奈莱特瓦河战役》（BattleontheRiverofNeretva，）（《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年版译作《内雷特瓦河之战》）和斯蒂普·德利奇（StipeDeli?）执导的《苏捷什卡战役》（BattleofSutjeska，），这两部表现游击队与轴心国进行重大惨烈战役的影片都是当年花销最大的影片，成为官方历史建构的重要样本。尤其是前者，据说经费由铁托总统单独拨付，超过一万名人民军士兵参演，专门建设了两个村庄和一个要塞用于拍摄毁于战火的场面，特地为影片架设的桥梁被原地炸毁两次。除了本地明星倾情演出，当时蜚声国际的苏联人民艺术家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邦达尔丘克（SergeiBondarchuk）、美籍俄罗斯艺术家尤尔·伯连纳（YulBrynner）以及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奥森·威尔斯（OrsonWelles）均在其中扮演角色。该片次年代表南斯拉夫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提名。这类影片就像“赛璐珞纪念碑”，通过对战争的描写，为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发令人肃然起敬的“准生证”。影片在美学上追求简洁，政治上强调忠诚，叙事上高度程式化，意识形态上高度同质化，成为南斯拉夫电影对世界电影的独特贡献。我们熟悉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持续受到喜爱，就是对此的证明。
20世纪80年代，这类电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2.历史战争电影融合各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
这一时期，南斯拉夫电影开始为各民族遴选可资共享的历史记忆，最大幅度求同存异，夯实国家认同。历史题材的战争类影片中，控诉侵占该地区长达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作品数量虽远不及文学和诗歌，但考虑到电影的制作难度，数量较少可以理解。拉多什·诺瓦科维奇（Rados?Novakovi?）导演的《库巴拉之歌》（SongfromKumbara，）描写年塞尔维亚人反抗土耳其统治者的起义并最终失败的故事。真实事件发生在贝尔格莱德要塞，今天，该要塞仍是贝尔格莱德最重要的旅游景点和国家历史遗产。米查·波波维奇（Mi?aPopovi?）导演的《哈桑纳吉尼卡》（Hasanaginica，）是根据现克罗地亚境内（奥斯曼时期属波斯尼亚省）伊莫茨基地区的同名民谣（原意为“哈桑省长高贵贤妻的挽歌”）改编的电影，讲述奥斯曼时期一位穆斯林省长的妻子坚定地随夫征战而遭惩治的故事。这首十音节的韵律民谣流传广、文学地位极高，而且对统治者的描绘相当负面、恐怖。这两部影片都较为脸谱化地将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的野蛮加以夸张，将之塑造成全体南斯拉夫民族的罪人。影片中正派、反派一目了然。瓦特罗斯拉夫·米米卡（VatroslavMimica）执导的《猎隼》（TheFalcon，），塞尔维亚语原片名为《斯特拉希尼亚·巴诺维奇》（StrahinjaBanovi?），原片名来自同名口述史诗，对本土观众更具有亲近性。巴诺维奇是年战死于科索沃战役的塞族贵族武士，战役前其妻被土耳其人劫掠，他舍身救出妻子，说服家族重新接纳了她。这部混杂了婚姻忠诚、救赎、宽恕等主题的影片将土耳其人彻底东方化、外族化、他者化，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了南斯拉夫各民族可共享的历史。
3.南斯拉夫电影空间想象的去中心化
20世纪60年代，铁托主导了一系列民族政策的改革。年颁布宪法，认定以联邦共和国为母国的民族为国家主体民族，包括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黑山族和马其顿族；母国在联邦之外而居住在联邦共和国范围内的民族为非主体民族，包括阿尔巴尼亚族、匈牙利族、土耳其族和罗马尼亚族，此外另认定一个穆斯林族，即皈依伊斯兰教的塞、克等族。
如果说铁托此举目的是防止塞族一家独大、凸显联邦共治的话，那么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南斯拉夫电影中，的确呈现出在联邦共和国内电影创作不拘于一隅、故事空间在各民族之间无分彼此的大一统景象。比如《桥》的故事发生地塔拉河峡谷大桥位于今天黑山北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萨拉热窝今天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首都和经济文化中心。整个60年代南斯拉夫电影产量较高，内容和形式也渐趋丰富，产地也不仅局限于贝尔格莱德。克族动画家杜尚·武科蒂奇（Du?anVukoti?）获得奥斯卡最佳短动画片奖的作品《替代》（TheSubstitute，）就是南斯拉夫电影重镇萨格勒布动画学院的杰作。不过，本文主要聚焦于塞族聚居地贝尔格莱德，重点考察其电影中的国家认同建构。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游击队史诗电影”、历史战争电影，还是以下将要涉及的、在世界电影美学中独树一帜的“黑浪潮（BlackWave）”电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电影叙事都是在国家层面而不是民族层面或者加盟共和国层面进行的，强调故事发生地是南斯拉夫，而不将其标记到其中某个特定联邦成员国或者特定民族下，因此各族裔故事均得到体现。
4.“黑浪潮”电影和“布拉格学派”对主流的叛逆
塞族导演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AleksandarPetrovi?）凭借《快乐的吉普赛人》（IEvenMetHappyGypsies，）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以及当年奥斯卡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开启了“黑浪潮”电影先河。影片讲述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一个小村庄里吉普赛人的故事，全片讲罗姆语（吉普赛人的语言）。
年8月，作家兼记者弗拉基米尔·约维契奇（VladimirJovi?i?）发表文章《我们电影中的黑浪潮》（Crnitalasuna?emfilmu），对热利米尔·日尔尼克（?elimir?ilnik）的黑色幽默讽刺电影《第一份工作》（EarlyWorks，）中出格的形式感、挑衅的口吻、批判的态度、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宿命论的结尾等予以全面批评。此后，70年代一系列具有类似特点的南斯拉夫电影及其创作者遂被归入“黑浪潮”，包括杜尚·马卡维耶夫、日沃因·帕夫洛维奇（?ivojinPavlovi?）、热利米尔·日尔尼克等一大批人。杜尚·马卡维耶夫执导的政治讽刺剧《有机体的秘密》（WR.:MysteriesoftheOrganism，）因镜头语言过于大胆、与当局不容而遭到禁演，其后导演出走他乡，流亡欧洲和北美。日沃因·帕夫洛维奇则以将镜头对准社会边缘的困苦人群而著称，与当时主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主流电影形成极大反差。
“黑浪潮”是电影人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叛逆，也可以说是对南斯拉夫国家认同的一次动摇，其出现并非偶然。首先，正如中国学者在反思南联盟解体时普遍观察到的，铁托因恐惧“大塞族主义”而采取“塞弱则南强”策略，抑制塞族的政治地位和作用。“黑浪潮”电影运动正是导演们，尤其是一群塞族导演对上述政策的反弹，塞族是“黑浪潮”的绝对主体。其次，年法国“五月风暴”学生运动以及南斯拉夫爆发的“反红色资产阶级”学生抗议活动，引发知识分子对当局的强烈不满和广泛抵触。因此，各族电影人都在“黑浪潮”运动中一展身手，比如克族导演克尔斯托·帕皮奇（KrstoPapi?），就在其黑白片《手铐》（Handcuffs，）中以乡村小镇小人物们的简朴生活折射了铁托与斯大林决裂的历史巨变，以小见大，在人性中展现政治。再次，持续的国家主义正面宣传已显审美疲劳，观众期待观影多元化。
“黑浪潮”运动之后，一个创作群体——“布拉格学派”悄然在南斯拉夫影坛崛起，他们由一批60、70年代先后毕业于布拉格表演艺术大学电影学院（FAMU）各专业的南斯拉夫校友组成，包括导演戈兰·马尔科维奇（GoranMarkovi?）、戈兰·帕斯卡列维奇（GoranPaskaljevi?）、斯尔詹·卡拉诺维奇（Sr?anKaranovi?）、洛丹·扎夫兰诺维奇（LordanZafranovi?）、拉伊科·格尔利奇（RajkoGrli?）以及摄影师日夫科·扎拉尔（?ivkoZalar）、普雷德拉格·波波维奇（PredragPopovi?）等，其作品不乏对铁托时期的社会政治以及“游击队史诗电影”的重构与反思，创作活力一直保持至今。克族导演洛丹·扎夫兰诺维奇的电影《占领的26个画面》（Occupationin26Pictures，）讲述“二战”时期克罗地亚海滨小镇杜布罗夫尼克被占领的故事。该镇与意大利隔海相望，深受罗马天主教影响。三位主人公——犹太人米霍（Miho）、克族人尼克（Niko）和意大利人托尼（Toni）是年少轻狂的玩伴，战争中被卷入截然不同的命运。犹太人成为直接受迫害者，托尼加入了纳粹组织，而尼克则参加了游击队。全篇充满地中海式的诗情画意、战争的荒谬、个人友谊让位于民族阵营所暴露出的残酷的人性以及小人物命运的无奈。尼克出身优越，也颠覆了游击队史诗片中的传统瓦尔特式的英雄形象。影片在南斯拉夫和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均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
7年后，洛丹的学弟埃米尔·库斯图里察（EmirKusturi?a）凭借个人第二部剧情片《爸爸出差时》（WhenFatherWasAwayonBusiness，）斩获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并获得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红极一时。该片由萨拉热窝的几家制片公司联合摄制，波斯尼亚剧作家阿卜杜拉·西德兰（AbdulahSidran）编剧，以小主人公马利克（Malik）的视角讲述铁托与斯大林决裂给老百姓带来的困惑。
作为两股来源不同、前后叠加的力量，“黑浪潮”与“布拉格学派”都以批判的态度和对人性的深度挖掘，解构了“游击队史诗电影”试图建构的南斯拉夫国家认同，揭示出“第二南斯拉夫”固有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为其后的联盟解体埋下伏笔。
（三）后社会主义动荡时期（-）
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解体，塞尔维亚于年与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史称“第三南斯拉夫”。3年2月4日，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南斯拉夫”作为国号正式退出历史。年6月3日，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同月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继承塞黑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塞尔维亚重新成为一个以塞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
这期间，整个巴尔干地区由“冷战”激变为“热战”。塞尔维亚相继卷入斯洛文尼亚战争（）、克罗地亚战争（－）、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此时的国家认同是一种较为激进、纯粹的塞族民族认同的回归与放大。
尽管南斯拉夫解体并未动摇本来就是电影业中心的贝尔格莱德的地位，但塞尔维亚的电影产量仍大幅缩小，从之前年产35部滑落到每年仅5-10部，至年才恢复到17部。战火使得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电影从业者异常团结，他们以合拍片（如埃米尔·库斯图里察的《地下》、戈兰·帕斯卡耶维奇的《仲冬夜之梦》）、低成本片（如米卢廷·彼得罗维奇的《真相、爱与自由之地》）作为突破，在保持主流大片冲击国际荣誉（如杜尚·科瓦泽维奇的《职守》、柳比沙·萨马尔季奇的《鹅毛》）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商业片（如塞尔维亚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影片、兹德拉夫科·绍特拉的《佐娜》及其另一喜剧片《第三帝国的掠夺》）的投拍。一些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中频繁展映，如拉伊科·格尔利奇执导的讽刺喜剧《荒唐军令》（TheBorderPost，）。
卷入战争的南斯拉夫急需国家认同的建立。在这方面，尤其是战争初期，电影人远没有报纸、电视从业者来得积极、投入。电影经常是以“纪念”为策略，通过唤醒东正教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辉煌历史的遥远记忆，试图重新凝聚民族向心力。年，德拉甘·马林科维奇（DraganMarinkovi?）导演的《拜占庭蓝》（ByzantineBlue，）复原了中世纪拜占庭精神符号和信仰，为国家认同再次注入历史的核心要素。
也许是作为电影首都的贝尔格莱德经历了太多战乱，比起其他大众媒介近乎歇斯底里的战争动员，电影显得过于冷静、理性，有时甚至有点挑剔。从《地下》、斯尔詹·德拉戈耶维奇（Sr?anDragojevi?）的《锦绣山河一把火》（PrettyVillagePrettyFlame，）、戈尔钦·斯托扬诺维奇（Gor?inStojanovi?）的《故意谋杀》（PremeditatedMurder，），到《真相、爱与自由之地》，电影作者们将镜头伸回岁月的深处，力求为现实的动荡探究历史的渊源。这些电影采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民族主义话语方式，灵活地讲述每个具体的故事，要么表现捍卫尊严、自我保护，要么提出普世性的道德困境。在奥列格·诺夫科维奇（OlegNovkovi?）导演的《说说你为什么离开我》（WhyhaveyouLeftme?，）、日沃因·帕夫洛维奇的《逃兵》（Deserter，）、德拉甘·克雷索亚（DraganKresoja）的《夜黑了》（TheNightIsDark，）等归家剧（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