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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学思考：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决策的基础归根到底是个人主义，对社会福利缺乏一致的认识。阿罗曾指出：“构造社会福利函数的困难是源于由个人主义假设所带来的异差社会态度，······因而，社会福利判断的可能性依赖于各个体对备选社会状态的态度之异同性。”

这说明，以经济人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民主决策也难以保证实现合理的社会选择，因为，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决策者的个人主义态度使得他们对社会福利或社会合理性的判断缺乏基本的一致性。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因此，整个社会生产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计划调节和管理。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要实行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摆脱经济人理性主义制度的盲目性，实现社会选择的自觉性和合理性，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只有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才能为社会理性主义的决策体制奠定基础。

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其基本的逻辑结构上看（当然也要以满足一定的条件为前提），是一种高度完善的社会理性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决策体系。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预言，当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内在矛盾导致其无法正常运行时，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他们所设想的高度社会理性主义的制度公有制基础上的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对一些不发达国家也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当然，还有其它的因素，）以致使得在这些国家较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从各社会主义国家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历史事实看，社会主义革命大都是在国民经济发展遇到在旧制度中无法克服的巨大障碍、社会经济危机异常严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都难以按原有的机制运行下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取得成功的。

这种情况虽然与马克思所预言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法与之相适应而崩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有较大差别，但是，它也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结果，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适合于它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当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就必然会有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来取代它。

由于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极为强烈地要求以一种高度社会理性主义的制度来代替实际上已经失去生命力的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人理性主义的制度，所以，这些国家的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既表现了这些国家人民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客观必然：即在经济发展需要作出集体的社会抉择和体现着社会合理性的自觉计划时，社会主义制度应运而生了。

社会主义肩负着使命

社会主义肩负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由于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也不象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已发展到极高程度的基础上，而是适应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摆脱经济落后和停滞的客观要求而建立的，所以，它被作为发展现代生产力，组织国民经济建设的制度前提和人类摆脱了奴隶般受制于盲目的异己力量而自觉地掌握自己命运的组织手段，从建立的那天起就肩负起了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制度是作为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人理性主义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优越性或特有力量很自然地一开始就被设想为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由社会计划中心（党、国家或政府，以下简称政府）作出关于社会合理性的判断，进行社会选择和直接社会调节（由于社会主义建立初期，经济落后，政治民主化程度很低，所以，很难设想通过自由的民主程序来进行社会合理性的判断和社会选择，而一般只能由政府代表人民来完成）。

因此，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被看作一个大工厂，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而只是在实在无法集权的时候或场合才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或间接集中（即通过地方和部门机构进行集中）及分散决策。

这在现实中的实际表现就是：一方面，形成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特征的高度中央集权（尽管在有些国家，例如我国，实际上并做不到，但至少在理论上希望这样做，在实际工作中则力图尽可能做到。）的传统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经济运行的操纵中心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因素。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一个不很短的时期内，除了在个别国家（例如，南斯拉夫）之外，传统经济体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巩固和不断强化。

除了在消费品购买等极为狭小的一些领域还一定程度地保留着个人的决策自主权之外（而且，也受到政府分配计划的很大限制），经济人理性主义因素几乎（特别是从理论原则及体制设计的基本逻辑上看）在整个经济决策体制中被完全排除掉了（当然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由于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和利益关系的客观性，实际上，并不可能真正地完全排除经济人理性主义因素所决定的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和行为特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个人消费），都由基于社会理性主义决策前提的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进行“自觉地”安排。

很容易看到，在这种传统经济体制的基本构造上，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了，或者被限制到很小的对国民经济关系较为次要的领域。货币虽然存在，但只是被当作实行计划的工具，它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完全是被动的，实际上它已不是真正的货币，而已蜕变为一种核算工具或所谓“劳动券”分配凭证。

许多产品虽仍有价格，但这种价格并非由其实际价值和供求状况所决定，而只是一种记账工具或计算形式。

而且，相对价格往往是依据社会理性主义的计划目标而安排的，例如，为了保证人民，特别是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的生活需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被订得较低；为了实现工业化，扶植本国制造业，规定了工业原材料的较低价格和机器制造业产品的较高价格等等。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排斥了商品货币关系，突出了基于社会理性主义的计划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成为处理经济主体间关系唯一重要的原则和“意识形态”准则。这样，资源和产品的无偿调拨，只要符合社会合理性，就是允许的，并得到制度上的保证。

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改变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社会理性主义被推向极端，每个经济单位都被要求关心社会合理性（社会利益），一切从社会合理性（社会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任何局部利益出发。无论我们今天怎样看待传统经济体制，都不可否认，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传统经济体制在好些方面都显示了它的强大力量和历史作用。

高度集权和高度组织化的传统经济体制拥有强有力的手段进行集中计划，动员、调集和配置经济资源，较迅速地实现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较大的结构变动，这最突出地表现为迅速提高积累率，在较短时期内奠定工业化基础，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国家实力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高度集权和高度组织化的传统经济体制在较迅速地摆脱人民的极端贫困状态，实现较高程度的收入分配均等化，为最低收入阶层提供生活必需品和社会保障方面也是强有力的，它保证了很高的就业率水平、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和安全感。从这方面进行的社会福利评价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一些独特优越性。另外，传统经济体制在迅速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急迫问题，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以致应付突发事件、战胜外来干涉方面也是十分有力量的。

结语

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象哈耶克所说的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而是通向自强、生存和劳动权利、以及国家尊严的道路。这不仅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是一条解放（解放生产力和解放被剥削的劳动者）的道路，而且，从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合理的社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