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民族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文
甘会斌
译
在年代写的一篇名文里，德高望重的自由主义天主教徒，祖籍那不勒斯的英国人，政治家-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说，三种强大的颠覆性思想正威胁着“现存文明”。这三大思想一是平等主义，矛头直指贵族政治原则；二是共产主义（他想到的是巴贝夫，而不是马克思），矛头指向财产原则；三是民族主义，或民族精神，矛头所向是合法性原则。就第三种思想，他写道，它“问世最晚，当世最富吸引力，得势的前程最远大”。如果看看我们四周的世界，年后的世界，好像阿克顿说得对极了。贵族政治已经被当成一种危险的政治思想被摒弃，而成人选举权在几乎一切地方都已是既存事实，或者是一种势在必至、指日可待的前景。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似乎已经退潮。但是合法性也几乎处处被推翻，以至于当前联合国的成员国数量数倍于它七十年前的前身国联。几百年间建起来的多语种大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解体了——那广袤的区域一度受治于伦敦、伊斯坦布尔、莫斯科、马德里、里斯本、海牙、维也纳、巴黎，甚至斯亚贝巴。只有天朝帝国的残躯犹在。
然而就在这一轰然的解体过程——也是解放过程——的同时，世界已然更形密切地整合到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去了，在我们时代的这个经济里，按下一个计算机键，数十亿的美金几乎瞬间就能传送到全球各地。如何理解一体化和解体这个乖谬的双重运动呢？这些力量是相互矛盾的呢，抑或不过是单一历史进程的对立面相？再有，资本主义正在制造新型的民族主义吗，在其永恒的躁动不宁中？
JohnEmerichEdwardDalberg-Acton
探索这些问题的一个不过的起点，是阿克顿论文的另两段文字。第一段其实是从十七世纪伟大的教士演说家波舒哀的布道文章中摘录的，我们的这位历史学家赞许地提起它：
因此，人类社会要求我们热爱我们共居的大地；视大地如母，如共同地哺育者……人人都想到，同一片土地承载了人，滋养了生物，待到它们消亡时将其接纳入怀，于是，他们事实上都感到因某中强有力的东西而结合在一起。
第二段是阿克顿本人的警句：
“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温床。”
阿克顿在试图比较两类政治忠诚，一种与合法性协调无间，另一种则与之格格不入。因为波舒哀没有提到法国，相反提到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人类感觉自己被生养他们的故土牢牢系在一块，还将在她的怀里——它们这样梦想——寿终正寝。对波舒哀来说，人们向往着就在他们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终老，似乎再正常不过了。包含在由出生和死亡这两个非自愿的、宿命性时刻所划定的界线之内的这种静态，与封建社会的社会公理同声相应：即该社会被建成一种神定的、不可更易的等级制度。这同对本地土壤的深深依恋相结合，使得数以百计的这种共同体有可能平静庄严地聚合成有合法性的庞大松垮地统治区，而且如有必要，它们可能通过王室联姻、外交和战争，拆分到其他统治区去。波舒哀的注意中心因此是在故乡Heimat，或者也许更恰当地说是家乡Patria，这个绝妙的伊比利亚语词能够从“父母之村”，经由“父母之乡”和“父母之郡”，逐渐延伸到“父母之邦”（home-country）。
与之相对，阿克顿相信，“民族主义”源自流放，此时人们不再能够轻松地梦想回到曾经生养它们地滋润的怀抱。极有可能的是，这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心里主要想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民族主义领袖——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等等，他们很多人由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之外，有时就客死他乡。但是阿克顿所谓的流放的确老早就已开始。波舒哀已经是一个落后时代的人了，因为他出生于年，那是在清教徒的“先辈朝圣者”移民团在普利茅斯礁石登陆之后七年，在天主教的科尔特斯猛攻蒙提祖玛的著名首都之后一个多世纪。自16世纪晚期以降，数百万的起码名义上自由的欧洲人，数百万的受奴役更甚的非洲人，可以谓之踏上了横跨大西洋的“流浪之旅”。这些迁移规模之大、路途之远，都是史无前例的，使得里斯本、马德里和伦敦必须发明古怪的新词crioulo，criollo和thecolonial，指代一种新型的流落异域的人和文化。对这种渐次浮现的流离意识，玛丽·罗兰森的纯朴回忆提供了一幅最为鲜明的图画。她是一位年方十九、刚刚出阁的马萨诸塞女子，在年2月被一伙当地的阿耳冈昆部族和纳拉干西特部族的斗士短时间劫持。她可怜巴巴地写道：
我看见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群英国人地牲口，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虽然帮不了什么忙。不久我们来到一条英国人地小径，我真喜欢它，我想我本来可以索性躺下去死掉。那天，正午刚过，我们到了Squaukheag，印第安人迅速分散到英国人荒废的几块田里。
从她的用语中，我们观察到奇特的、全然是克里奥耳语的自相矛盾倾向。一方面，她觉得不必向她的读者解释Squaukheag位于何处，更不消说如何念这个醒目地不属于欧洲地地名了。她的熟知并不出人意表，Squaukheag可以说就是顺着这条路走去的那个地方，毕竟她在这个同样不属欧洲的马萨诸塞出生并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另一方面，她看见了面前的“英国人的牲口”，“一条英国人的小径”，和“英国人荒废的几块田地”，虽然她从来不曾处在距英格兰三千英里的范围之内。这些可不是从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或唐斯德有草丘陵地——可以说真实地点——拖曳过来的东西，而是一种想象行为，对十七世纪格洛斯特郡或萨里郡的一位年轻牧师之妻来说，这样的想象绝不会发生。它们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准备好了成为“英国人的”，恰恰因为它们是在马萨诸塞，不是在英格兰，因为在玛丽看来它们蕴藏着她的“英国”人民农业劳作的踪迹。但是我们也可以猜测，直到她被绑架的那一刻为止，她是就事论事地把牲口看成牲口，田地看成田地地。后来她落入阿耳冈昆人和纳拉干西特人手里，被拽出了日常生活，就在她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的正中央，她发现自己处于可怕的流放之中：当此之际，她的“民族化”时机到来了。她沿着一条小径挣扎着，就在她确信自己不可以躺到死掉的节骨眼上，那条小径变成英国人的了。当她最终被赎救出来，回到她出生的共同体中时，她的“民族主义的”震颤不见了。因为她已经设法差不多回归故里了。然而这个故里是兰开斯特，还不是美洲。这里的悖论在于，我们今天能够不费神地把玛丽·罗兰森理解为美洲人，正是由于她在囚禁中看到了面前的英国人的田地。
玛丽·罗兰森的故事在马萨诸塞初版，一年之内，在大西洋对岸也出版了，而且证明当时很受欢迎，整个十八世纪累计出了三十版。在新近联合起来的王国里，飞快增长的阅读大众渐渐知晓了不合常轨、用英文写作的妇女们，她们从不涉足英国，却可能被“野蛮人”拖过英国人的田地。她们是什么人？真是英国人吗？非英国的英国妇女——“殖民地居民”的照相底片开始显现。
殖民地居民
由于英国人到北美建立殖民地之前一个世纪，西班牙人已下手在加勒比海和南美从事征服活动，所以非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很早就开始隐然耸现。早在念，马德里人、多明我会神学家胡安·德拉·普恩特就写道：“美洲的天空诱发出易变、淫靡和谎言：这些是印第安人典型的恶习，而那里的星座使它们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西班牙人的特征。”此时克里奥耳人正从形象上创造出来，稍后将在文化和政治上变为现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土著”真正的历史起源，尤其是如果我们回想起对德拉·普恩特长达一个世纪的怒斥的话——这种怒斥因横跨大西洋双向流动的印刷品的轻嘶而变得可能。“土著”这个任务形象有时藏在其他名目下，完好地挺到我们这个时代，欧洲如是，别地任何地方也相差无几。
因为土著就像“殖民地居民”和“克里奥耳人”一样，是一张黑白底片。土著的土著特性始终是无所系泊的，它的现实意义是混合的、逆喻的。它的出现，是在摩尔人、异教徒、回教徒、野蛮人、印度教徒之类变成废词的时候，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在临近真正的印刷品会战之秋，有相当数量的越南人读法语、写法语，或许还说法语的时候，而且是在捷克人对德语、犹太人对匈牙利语都同样如此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纯正（由此还有清洗）恰是从这种混杂中开始浮现出来。
是什么让这些发动机开动起来的？略有不同的说，是什么使玛丽·罗兰森（以及不久之后的伦敦）的不稳定的英国属性成为可能？简单的回答是资本主义，仰仗它的机构，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数百万自由的、契约约束的和受奴役的身体能够穿越几千英里海域进行运输。但是，这一运输的物质实体——轮船、火器和航海装备——是由墨卡托地图与积累起来的巨量知识所指导的，前者受数学的启迪，后者在印刷物中存储和传播，也正是凭借往返越洋的印刷物，这种不稳定的、想象的、带着英国属性和西班牙属性的世界才创造出来。
远距离运输与印刷资本主义通讯系统的重要关联，为十八世纪末叶第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的繁荣备好了基石。引人注目的是，这种繁荣首先在北美，然后往南在天主教的、伊比利亚的殖民地发生，那里的经济全是前工业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北美殖民地比宗主国有更多的印刷机，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预示了那个繁荣过程。所以情况就是，到年，用沃纳的话说：“印刷品被渐渐看成是政治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对亚当斯这些人来说似乎是世界解放地首要原动力。使印刷业地这次转型尤其异乎寻常地地方在于，它不像十九世纪地出版物爆炸，实际上不涉及该行业地任何技术改进。”
同时，在大西洋彼岸，随后在全世界，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开始创造更加地方性的流放形式。在本杰明·迪斯雷利年的怪异小说《坦克雷德，或新十字军》里，他评论说“伦敦是现代的巴比伦”。在这个逆喻里，一种囚禁叙事的回声同奢靡和堕落的箴言式比喻的回声一样响亮。这是从迪斯雷利早两年发表的小说《西比尔》的有名副题“两个民族”中合乎逻辑地生发出来的。正在深化的工业资本主义那时已经在领土狭小（假如不算爱尔兰的话，小于宾夕法尼亚与纽约之和）的单一国家中造出了“两个民族”，不过它们绝不对应于任何公认的族群或宗教共同体。当恩格斯在年抵达曼彻斯特开始研究工人阶级状况的时候，乔治·斯蒂芬森已经捷足先登。这个世界纺织之都有了一个火车站。火车头启动了它的世界性、历史性使命：将成千上万的乡村村民运到城市贫民窟。这个使命的划时代意义，比之先前三个世纪跨大西洋的航船，也不遑多让。只有少数人将会返回家乡，在村子的无知先人们安息的那些逼仄墓穴里尽其阳寿。盖尔纳精彩地描述了这种新颖的工业生活经验如何剧烈地改变了这些人的生活，这种改变又如何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纳民族主义，但是他的描述应当以流放的符号来读解。在英格兰，看到“英国人的田地”正开始变得可能——从铁路车厢望出去。与此同时，另一种流放正因工业资本主义为欧洲诸国生产的财富而露头。因为这种财富促成了一种集中化、标准化、层级陡峻的公共教育体系的蔓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提醒我们说，就在《坦克雷德》出版之际，年动乱的前夕，全欧只有名大学生，这个数字实际上低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当前的入学人数。但在该世纪下半呀，教育部如蘑菇般四处涌现——瑞典在年，英国在年，法国在年，孩子们开始被迫移居学校。
年代中期，年迈的菲律宾人佩德罗·加罗萨接受采访，被要求对比两个时代的状况——当前的时代，与他领导的反抗美国殖民主义的年起义那个时代，这时候他带着怀旧的满足感评论道：年那时“尚无青少年一说”。因为人的这个新类型——儿童与作为劳动力的成年人之间的游荡者——当时方始形成，是拜帝国主义者的大众教育新机器所赐。但是泛而言之，青少年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家将其标准化的国语强加其上的所在。不管这种国语是该国国民普遍懂得的语言的一种社会尊崇的方言（如英国国王的英语），还是从多种地方语中确定下来的一种地方语（如奥匈帝国的德语），结果往往是地方语和方言的社会和政治登记的重新分层与合理化；由于新教育日益同就业前景和社会流动机会挂钩，情况就更加如此。难怪人们变得越发自我意识到他们的语言实践及其后果。司空见惯的结果是一种流放。标准化的国语越是不再仅仅是行政官员们的内部语言，而成为一个宣传性的国家的官定语言，就越有可能在旧欧洲出现像克里奥耳人或土著民的角色：不是真正德国人的德国人，不十分像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不说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如同在美洲一样，一种不稳定的否定性出现了。因此，到年改变了欧洲版图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由通双语的年轻人领导的，年之后亚洲和非洲也沿袭了这个模式：没什么比这更不让人惊讶的了。一个男孩，跟母亲学会了捷克语，从学校学会了德语，他怎么能够抛却在他讲德语的同学身上未曾留下丝毫污染痕迹的一种捷克语？他怎么能不透过他的德语的倒转的望远镜看去，认为他的捷克语仿佛处在流放中？
从目前勾勒的视角看，有人可能倾向于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它们的可变终点，即如愿以偿地成为民族—国家，是摆脱流放的回家之举，是混居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为了在政治斗争的暗室里从底片上冲洗出来的正片。捷克人终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生并最后埋骨于斯，波兰人则在他们的波兰生生死死。文化生活和政治忠诚将彻底地、稳定地不妨说是按照波舒哀地方式校正一致。在欧洲以外的殖民地领土上，同样的逻辑在推进着，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敷衍地或热衷地。现代的有界国家疆域以墨卡托法绘成地图，多少较为有效地管辖着，好像只是在此静候相称的居民。这里，从某一视角看来，殖民主义好似一个噩梦缠身地口吃者。说它是口吃者，是因为就其本来的性质而论，它无从列举这样的居民。再没有比菲律宾更好的例证了。到西班牙统治末期，以受保护领地的身份，它已有年之久被想象成LasFilipinas（菲律宾）。但是Filipino（菲律宾人）？不过是宗主国的人对当地克里奥耳人这个极小阶层的轻蔑称呼：不错，他们是住在菲律宾，但依傍着远为人多势众的半岛人、梅斯蒂索人、华人和土著民。直到年代的革命党人才把它用作这个家园上全体人民的称谓，他们最终包含了以上所有类别的成员，执拗地归于自身一种共有地菲律宾属性。殖民主义也是噩梦萦怀的。因为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论证说，它在民族主义者本身变成历史存在之谦，就梦见了早发的民族主义。由这种观点出发，诚如过去共和主义美洲的模式原来所暗示的，在地图上标出马里，大概就得找出它的马里人；标出锡兰，就得找出锡兰人；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就得找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但这绝不能说总是做得成功的。
人们因之就能明白，为什么民族—国家地位对十九、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事业如此关键，那些事业毁灭了从专制主义时代继承而来的庞大的、多语言混杂的帝制王国，以及比王国本身更长命、更庞大的殖民—帝国主义混合体。因为它——连同其典型的共和制度——被认为代表了想象的家园和想象的家园主人的一种新发现的结合，并通过有组织地运用它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确保那一结合的稳固。是故，李斯特式的理想似乎合情合理：自给的“国民经济”，被关税像护城河似地拱卫起来。
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这个经典的民族—国家构想随着年国联的建立而全面开花之际，前进中的资本主义也开始侵蚀其基础。像较早时代那样，最突出的转变发生在交通和通讯领域。地上、机动车日渐代替了火车头，它们在上面驰骋的碎石路面大幅扩涨，绝不是只在国境线内才规格一致的。天上，除了像美国这类大国和富国以外，商用航空生来就基本上是跨国的。一个人飞来飞去，是要离开或返回他的民族—国家，不是在国内四处旅行，而“国家领空”只有昙花一现的貌似真实的生命，随后卫星的问世让它成了明日黄花。这些变化的步伐和劲头，生动地展现在进入历史上的移民地美洲的非移民外国人的统计数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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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甚至把不识字的人口也带入了大众传媒影响范围之内，它的收听从未被有效限制在民族—国家的听众上。没有哪家报纸能够奢望支配地球卫星的那种覆盖范围，BBC或美国之音就能做到。后来，电话和电报、电影、电视、盒式录音带、录像机以及个人电脑，将收音机发动起来的一切东西都加速了，无限放大了。
这些进展已然有了并将继续带来无尽后果，正因为它们是高级资本主义跨国化淤全球经济趋于陡峻的经济分层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现实就是这样：全世界不到25%的人口占用了世界收入的85%，贫富差距正稳步扩大。在年代，8亿多人——超过美国、欧共体和日本人口之和——“甚至变得更见赤贫，1/3的儿童食不果腹”。然而，多亏了飞机、巴士、卡车乃至老气的火车，这种不均和苦难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比以往更靠近特权和财富。故而移民不再像以前那样，外移到新世界或澳新的那些边缘地带，而是内移到宗主国的中心区域。
美国移民浪潮
—年间，大约万移民（他们压倒性地出自欧洲）来到了美国；平均每年近41.6万人。年代，年均数字为50万人，到了年代约为74万人；80%的新来者是“第三世界”的。保罗·肯尼迪提到说，眼下有些人口统计学家相信，今后三十年里，每十年会有多达万移民进入美国，即是说，年均速率是万，这是年代的两倍。
这些估计数值业已证明只有些许夸大。早在年，美国移民和归化局宣布，此前四年有不少于万（更别提合法的了）移民潜入美国——年均速率是万人。西欧在二战结束与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之间的三十年内，吸纳了万以上的移民。但在年代后期，数字膨胀起来，或许整个年代将继续膨胀下去。德国万居民中，万是外国移民；法国，万人中有万；联合王国，万人中有万；瑞士，万人中有万。（即便是孤绝的、限制甚严的日本，据说也有一百万左右合法或非法的外国居民）。而苏联经济和政治的崩盘，已经开始促成人口流动，那是任何世纪末的大陆封锁体系都无法阻遏的。
与此同时，我们时代的通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移民地主观体验。墨尔本的泰米尔人巴士司机离他的祖国只有区区十二小时飞行时间地距离。阿姆斯特丹地摩洛哥建筑工人每天晚上都能收听拉巴特都广播节目，毫无困难地买到他的国家最走红的歌手的盗版磁带。东京郊区的非法外国移民、受黑帮保护的酒吧泰国男招待，向他的泰国同胞们放映曼谷出品的卡拉OK录像带。香港的菲律宾女佣给她马尼拉的姐妹打电话，在电眼闪烁中给她在宿务的母亲汇款。温哥华学业出众的印度学生可以同他以前的德里同学天天保持电子邮件联系。更不消说在增长的雪片般的传真了。
要是玛丽·罗兰森今天还活着的话，看起来似乎能够在她小小的公寓卧室里，在她脚指头那边的屏幕上，在完善的电子安全中，“真正”看见英国田地和牲口。但是自然地，意义全变了。这特别是因为她职能看见屏幕控制者选择让她看见的东西。她地眼睛永远看不到比屏幕更宽的地方。田地的“英国属性”不是出自她的内心，而是出自她身外一个讲述者的联合大企业的声音。更具体地，考虑一下这张驰名的照片：一位孤独的伯罗奔尼撒客籍工人，坐在他—比如说—法兰克福地又黑又脏的房间里。墙上唯一的装饰，是汉莎航空公司一张游览帕台农神殿地华丽旅游海报，它用德语邀请他去希腊度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期”。他很可能从未见过帕台农神殿，但是汉莎设计的这张海报向他也向任何游客确认了一种希腊身份，或许只有法兰克福才促使他采取的身份。同时，它提醒他，他只要几个小时就飞到了希腊，如果他攒够了钱，汉莎很乐意帮助他在他的故乡度过两周“阳光明媚的假期”。他极可能也知道，随后他将重回法兰克福的流放生涯。或者从长远看来，他将发现自己年年在伯罗奔尼撒短期流放？抑或是在两地流放？他的孩子们又将如何呢？
在转向这一粗描的年代后的流浪生活的政治后果之前，有必要简单强调一下后工业资本主义两个小而重要的关联后果。试考虑个人身份的两种通行天下、相当现代的官方文件：出生证明和护照。二者都在民族主义的十九世纪问世，后来变得彼此相连。没错，在全世界基督教化的区域，出生登记远远先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这些出生只是由教区教堂地方性地、依照教会规矩记录的；登记是即将来临地洗礼的前奏，标志着基督教徒地灵魂在新的肉体形态中出现。然而在十九世纪，登记由国家接手，那些国家正日益呈现出民族色彩。例如在工业发达的英格兰，户籍总署署长职位不过是在年才设立的。所有出生，不论随后施洗与否，一律强制性登记，这是直到年才有的。国家的证明书确认每个婴儿的父亲和出生地，（通过血统主义或出生地主义）为幼儿获得公民权与否创造了奠基性文件。护照是工业时代里移民和民族主义力量会聚的产物，准备当婴儿逐步变为成人时认可其政治身份。
出生证明和护照的联结是在这样一个年代制度化的，当时妇女还没有政治参与的法定权利，父权制家庭是大体上不受质疑的规范。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一切都急剧改变了。当国联成立——以及妇女选举权正盛行起来的时候，美国离婚与婚姻的比率大约是一比八，而今差不多是一比二了。未婚妈妈生育的美国婴儿比例，从年的4.2%惊人地增加到年的30.6%。现代生活的国内漂泊和国际漂泊，也导致十九世纪的出生证明变得像一种伪钞。譬如，设若我们获悉玛丽·琼斯于年10月25日出生在德卢斯，父母是罗伯特·梅森和弗吉尼亚·琼斯，甚或是罗伯特·梅森或弗吉尼亚·梅森，我们不能淡淡地推论说，她就时在哪个德卢斯被怀上，在那里长大，或者如今住在那里。我们搞不清楚她地祖父母是不是葬在德卢斯，而且即便是，我们也没有多少根据可以料定，玛丽总有一天会埋在他们身边。弗吉尼亚还是梅森家的吗？或者是琼斯家的？或者又是别的什么人家？玛丽同罗伯特或弗吉尼亚的联系，有多大可能会超出定期的长途电话？她在多大程度上会被人认作、也被自己认作一个德卢斯人，一个梅森家的人，或一个琼斯家的人？
出生证明的伪造性质，或者——我们应该说——它的低市场价值，也许因其赝品之相对稀少而得到确证。反之，大量的假护照以及它们博得的高价钱表明，在我们的时代，当人人都被设想成归属于联合国某成员国的时候，这些文件具有高度的事实断言性。但是它们较少表明公民权，更谈不上表明对一个保护性祖国的忠诚，而较多表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权利；就此而言，它们也是伪造品。葡萄牙护照和孟加拉护照，即使真实不虚，也没有透露几分关乎忠诚或习性的事情，而是充分显示了它们的持有人获准在米兰或哥本哈根找工作的相对可能性。我们全都在机场的移民隔板那里经历过隔离队列，所标志的经济地位远甚于任何政治忠诚。实际上，它们对人力计收差别关税。
现在让我最后转向政治领域。至少在两个既有别又相关的政治范域，上面阐述的这些过程可能破坏了古典的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构想，后者立志要让习性、文化、忠心和排他的政治参与完全一致。
第一个范域与后工业核心国家约略相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那些所谓移民国家（主要是美洲国家，也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非凡的能力让数百万移民同化和归化。加尔铁里（Galtieri）、艾森豪威尔（Eisenhauer）、藤森（Fujimori）、范布伦（VanBuren）、奥希金斯（O’Higgins）、杜鲁道（Trudeau）等名字就说明了问题。但是出生证明此时首先具有政治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宪法的这一限制性条款看出这点来：美国总统应当出生在本国边境以内。因此一个人要么是美国人，要么不是。而且，为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服军役，要么受褫夺公民权的法律制裁，虽说这并非总是不折不扣执行的。这个制度何时才开始式微的呢？或许是在我们划时代的年代，那时美国人被容许加入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要么是在年代末，那时美国人被默许参加新生的以色列国保卫战？但是我想，既定规则中的这些失效之所以听之任之，恰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些法外事务是区区小事，涉及的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再说，卷进去的那些美国人的美国身份从为被认真怀疑过。然而这些状况自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改变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生而是希腊公民，后来成为美国公民，再后来，趁着机遇的召唤，又成了希腊公民和总理。在他的发展中尚可见某种章法。但是，对长滩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金·凯萨维的年柬埔寨总统候选人资格，我们又将作何感想呢？用《纽约时报》的郑重话语说，他“持有美国护照……他的竞选总部的办公室插满了美国国旗。（按照美国移民法，凯萨维先生万一获胜，或将被迫放弃美国国籍——虽然他获胜希望渺茫。）”这里一切都有象征意义：凯萨维先生的国籍放在括号里，有案可查的报纸认为他只是“或将”被迫放弃它，假如他成了柬埔寨总统的话。没有迹象显示年代的《时报》觉得凯萨维先生——或美国政府——的行为有什么古怪或不妥之处。毕竟，美国公民米兰·帕尼什和默罕默德·萨希尔贝最近已就任南斯拉夫总理和波斯尼亚驻联合国大使，而塔格佩拉离开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终身教授的职位，不成功地竞选过爱沙尼亚总统。这种现象也不是美国一家独有；加拿大公民、计算机系统生产商蒂明斯基曾与瓦文萨对抗，竞选波兰总统。
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美国和其他老牌民族—国家里出现了一种族群认同，它相对于经典民族主义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看起来像是私生子斯也尔加科夫。美国变种的一个象征，也许是前些年乔纳森·波拉德的间谍罪审判。一个美国公民，却为另一个国家刺探美国情报，如果谁认为这里边可能有什么值得褒扬的，那在古典民族主义时代会显得荒诞不经。但对同情波拉德对相当数量美国犹太人来说，这位满腹怨恨对间谍被理解成代表了一种跨国族群认同。还有什么能够如此颠覆性地模糊美国和以色列的公民身份呢？另一个象征是年亚历克斯·哈利的电视连续短片《根》所吸引地众多非黑人观众。该剧凸显了绵延不辍的“非洲人属性”，由此在反驳大熔炉意识形态——哈利地祖先们虽则已然美国化，多少还保持着那种属性。几乎没有疑义地，《根》的流行多亏了这个可换位地主题，只要我们回想起特别是在年代，那些地地道道的美国青年一窝蜂地去为大学里地各种族群项目研究游说，他们也热情洋溢地去研究自己生身父母往往已经决定抛弃的语言。从这些和别地冲动里冒出了文化多元论地意识形态纲要，它暗示说，十九世纪那种简单形态地美国主义不够用了，或者不可接受了。
从（比方说）美国人到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再到亚美尼亚裔美国人的这种转变，正受到两股力量地强化：一是前面谈过地交通和通讯地普遍革命，二是当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地解体。例如，克利夫兰地斯洛文尼亚血统地人就比卢布尔雅还多，既然斯洛文尼亚已是独立国家，在克利夫兰以及在美国做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就显得重要性有所提高。这样地族群认同通常和《根》一样有着浓厚的想象特征。我们多半会为这样一些矢志不移地“爱尔兰裔”波士顿人发笑，他们不懂爱尔兰文学，不玩爱尔兰地运动，不给爱尔兰交税，不服爱尔兰兵役，不在爱尔兰的选举中投票，对这头“老母猪”（OldSow）的今日现状仅有度假所得观念。然而思考下面这件事就不那么好笑了：男女同性恋者在科克（Cork）的圣帕特里克节庆典上地闪亮登场，一点也没有缓和和包围着纽约地姐妹庆祝会的愤怒情绪。
欧洲那边，相似的趋势也在活动运作，甚至可能在欧共体内因经济一体化和劳动力地自由流动而变本加厉。英国地民族阵线、法国勒庞的运动、德国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都是“族群化”进程的征兆。因为他们宣传地要旨，本质上是要截然划分政治民族语嘉定存在的本原族群。就算一个黑人在联合王国出生，在那儿念书、读大学，在那儿缴税，在那儿投票，还将埋葬在那里，但依民族阵线看来，他或她永远都不是真正地英国人。类似地，在勒庞的想象中，今日的法国充斥着外国人，这不是指还揣着阿尔及利亚护照的移民，而是指“非法兰西人”的政治法国公民。我们由此可以想象，他从铁路车厢的窗户望出去，看到的不是田地，甚至不是“法兰西人的田地”，而是“糟了，法兰西人的田地”。种族主义是这些运动的一个强大影响因素，但我认为长远来说，随着欧洲人在全欧的更大规模流动，种族主义将不如族群化来得重要。
我一直在讨论的所有那些急剧变迁所具有的第二类政治后果，跟移民自身有关。我们可以谓之“远距民族主义”的东西，正显山露水起来，这尤其是富裕的后工业国家政治生活族群化的产物。这类政治主要指向从前的第二、第三世界，它从不同方向撬开了古典地民族国家构想。最近对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的灾难性破坏，就是一个显例，它把印度拖入印巴分治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摧毁行动经过了精心策划，由退役军人和警察进行了大规模演习和训练，它是“世界印度教大会”官方发起的，该组织“从它住在北美和不列颠的支持者中间筹集了大量资金”。不消说，这种支持者绝大多数是永久居留海外的印度人。那些最顽固最狂热的拥护论者，执迷于一个独立的卡利斯坦国，他们许多人不是生活在旁遮普，而是在墨尔本和芝加哥事业有成。贾夫纳的猛虎组织在它们的暴力斗争中强劲起来，是靠多伦多、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泰米尔社群撑腰，这些社群通过泰米尔网在电脑上互通声气。不妨思考一下德国的，还有澳大利亚和北美的那些克罗地亚人的不良作用：资助和武装图季曼的分离国家，逼迫德国和奥地利致命地、草率地承认它。全球各地富裕的亚美尼亚移民，筹措钱财和武器以确保埃里温对巴库的军事胜利，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假定远距民族主义必然是极端主义地，这显然是个错误。菲律宾境外有相当多的菲律宾人，他们捐助反马科斯的斗争，不是因为政治流亡；今天的菲律宾经济严重依赖这些人从海湾、意大利、沙特阿拉伯、英国、加利福尼亚、中国香港、日本和西班牙寄回去的钱。
尽管如此，总的说来，今天的远距民族主义让人感到的或许是未来的一种险恶预兆。首先，它是资本主义对一切人类社会实施的冷酷无情、日甚一日的改造的产物。第二，它造就了一种真诚却又极不负责任的政治。这些参与者几乎不在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国家纳税，不对它的司法系统负责，也许没在它的选举中投过哪怕是一张缺席选举人票，因为他是异国公民；他不用担心坐牢、刑讯或遇害，也不用担心他的直系亲属。但是，在第一世界安居乐业的他，可以送钱送枪，巡回宣传，建立洲际计算机信息网络，这一切会给它们最终所向的地区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第三，跟支持全球人权或环境保护事业的活动分子们不同，他的政治既非时断时续的、亦非心血来潮的。他深切意识到，他的流放是自我选择的；他在电子邮件中主张的民族主义，也是在他依然决意居住于斯的那个族群化民族—国家里，塑造一种严阵以待的族群认同基础。就是那个把他边缘化、污名化的宗主国，同时让他能够在地球的另一面，顷刻间装扮成民族英雄。
“本文载于《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译林出版社年版，第72-93页。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
甘会斌译，译林出版社，年版
如您观文后有所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