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针对曾仕强《道德经的奥秘》这本书，以及其相关演说视频而写的。
文中曾仕强先生的观点，我们要辩证对待，坚持求同存异的研学方法，不做过激的评判，尤其是文化的差异和个人生存境遇的不同而造成的观点相异，就像曾老所说的：学会原谅“三季人”，你能多活十年。
（范曾《老子演易图》）
道学碎言
(易海琛)
没有人能够否定文化的力量。灵魂是什么？有人说“灵魂”是一种迷信，但我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你会不会满意？可见，人的灵魂即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性，灵魂怎么会是迷信呢？人有人性，动物有动物性，植物有植物性，这就是自然的法则，即“万物各归其位，各守其道”。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违反自然赋予自身的特性，否则就是自取灭亡。所以，人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动物的唯一标志。枪，是人类制造的工具，但用枪不辨是非、随意杀人的狂徒你能说他有人性吗？很显然，他连动物性都没有，仅仅是杀人机器、行尸走肉而已。古圣先贤为什么极其重视人性，其道理就在于此，因为谈人性就是在谈做人，顺人性就是在顺自然。
人的灵魂是人性，那么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的灵魂便是文化。谈文化就是在谈社会，谈做人，道理是一样的，因为无论怎么说，其核心都是“人”而已。世界上的文化是各有千秋，有时更会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这正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人性从来不是单纯的。但古人通常总给我们这样的思维模式：要么说人性是善的，要么说人性是恶的。孔子倒很聪明，他说人性是相近的。这就很了不起，因为孔子至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善与恶对立而同一，这就是阴阳。孔子是最懂自然的，而自然就是阴阳的互动。但孔子之后的人却显得固执，非得把人分一个善与恶，这便是大错。为什么我们要盖棺定论，原因就在于人是变化的，他不会总是好，也不会总是坏，好也不会好得彻底，坏也不会坏得彻底，要想全面地评价一个人当然得等到他盖棺以后，甚至是千秋万岁，各有评说。
人性的彰显便是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一个没有文明与文化的民族如同没有灵魂的人，空有一副躯体而已，其行为也是非人类的，“任何对文化价值的威胁就像对其他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和水的威胁一样严重”〔1〕。这里便有一个问题：文明和文化的区别是什么？文，就是华美的事物，或精神或物质。明，就是彰显。文明，就是一个民族精神或事物的彰显。而文化就不一样了，要彰显，但重在要有影响，即“化”。纵是毁灭了形体，它仍然要影响，文化的特性不在彰显，而在影响。总之，文明是具体的，文化是抽象的；文明是华丽的，文化是淡远的；文明是简单的，文化是深刻的；文明是可触的，文化是潜藏的。如果一个民族既有悠久的文明，又有深远的文化，那这个民族当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古希腊罗马文明仅有些许的遗迹，但古希腊的文化却深远地影响着西方诸国。商周文明、孔子老子都不见了，但商周文化、儒道思想却广泛地影响着东方诸国。可见文化的力量是胜过物质文明的。文化因有文明而成像，但它却不依赖文明而成长。正如区分一个人是不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关键就是看他（她）的文化组成，因为我们不能说来到中国你便是中国人，只有符合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我们才能判定他（她）的（文化意义上的）国属。国家是民族的，民族是文化的；没有自己文化的地区永远是被殖民者，是灭种的牧歌，是他人同化的对象。
人的力量是伟大的，而力量的大小则表示着责任的大小。大自然赋予人类特有的高等智慧，人类利用这种智慧了解自然，发明知识，创造自己独特的文明和文化，彰显着与众不同的人之“性”，为的是什么？仅仅是人类自身吗？而这里便又有一个问题：知识和智慧的区别是什么？其实我们应该明白，只有大自然才有无穷的智慧，人所拥有的只有后天开发的知识，人的丁点的智慧其实是也自然的馈赠而已。人类只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我们只是大自然的管家，主人信任我们并给我们伟大的工具，让我们管理这个地球村，如果我们管不好，迟早是要被自然这个主人辞退的，人类应该知道，“自作自受”是自然的法则，也是自然的智慧，我们要学会的只是“自宾”〔2〕而已，即人类要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地位到底如何。智慧的最大特点便是它的包容性、灵活性和实用性。而知识却恰恰相反，局限性、滞后性和形而上学是它的最大特点。你看那专业性的所谓科学文章都是有“有效期”的，过几年就要重新探讨和论证。而那些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含有些许智慧的著作，无论怎么印，印多少版次，其内容都不会变。我们信科学吗？但它有期限；我们信智慧吗？但却不易得。我们需要的，是既懂得自然有智慧，又便利人类有知识的“智识分子”〔3〕，但做到又是何其艰难。那些少数能做到的，但却被自私者间接利用以谋私利，进而被所后人误解，这岂不是人类的自欺！
那什么是自然的智慧呢？因为人类本身是没有智慧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类自己必须虚心向自然请教，即向自然问“道”。古圣先贤仰天察地，好不容易悟到了自然的些许智慧与道理，无私地告知给人类，好为自然造福，做好自然的宾客，但却被自私自利者利用或篡改，不顾其他，喧宾夺主，使之转为为人类自己谋所谓“幸福”的手段，还称自己有大智慧，是得“道”高人。我们当下要做的，自然是反思自己的言行，追寻往贤的遗迹，吸取他们的经验，敬尚自然的智慧，为这个地球村的发展做一个好管家。历史证明，人类有能力这样做：由自然科学到一般哲学，由具体知识到抽象智慧，这一切都表现出人类向自然学习的完美阐释。
（姜也《老子得悟图》）
如果我们让小朋友用“道”字造词，他们很容易想起“道路”一词，而不会说“道家”、“道教”之类。这不是说老师父母没有教过，所以他们不说；纵使教过，他们一般也不会立马说出这类词语。原因很简单，小朋友们思维方式的获取是从具体事物开始的，然后才渐渐抽象化，个人的或人类的发展也是如此，自己不了解、无帮助的事物通常是不会挂在嘴边的。这里的具体事物其实就是自然万象，人类从自然万象中获得知识，然后掌握自然的智慧。鸟兽蝇蚁，蜂蛇鱼虫之类让人类有很多发明创造，丰富了我们的物质世界，但我想最无形最重要的发明就是“道路”了。“道路”其实是人类记忆的延伸，原始的情况是：一个人捕获食物的形踪被无形地记录下来，然后被许多人无形地重复，走多了，自然而然的道路就出现了。一条道路出现了，说明那里很重要，有大量的水源、食物之类，总之它是事关生死的，因此被人所重视。当时还没有所谓交通的概念，当时的出行无论是方式还是目的，总之是比较单一的。直到后来人类进步了，随着出行目的和方式的多样化，人类才刻意制造出两点之间的连线，并使之错综交联。重要的地方便修得大而宽，称之为“道”，次之便称之为“路”，这才有了近世阡陌交通的说法。后来说一个人懂得多，阅历广，有智慧，我们便赞称他为“有道”之士；而只会帮人拿捏，出出主意或小聪明的，我们只会称他为有“路子”，也是这个道理。不管是道也好还是路也罢，他都是人亲身实践的产物，与人类密切相关，我们都很熟悉它，当然会第一个想到，而这也是自然造化的积累成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坐而论道不如躬身行道，因为“道”它是走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道”其实就在你的脚下，道的方向就是人生的方向；我们常说得道成仙，与天地同寿，其实就是说当你和道互通有无、合二而一的时候，你便是真正的造物主了，道生万物，道与你同一，世界在，你便在，孔子尚在，牛顿尚在！
自然造化万物，但自然从来不抛弃万物。我们人，无论是复杂各异的肉体，还是灵活多变的思维，统统是自然万象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是由自然经过千万年进化而来的。自然，她用实际行动向人类诉说着积累的重要性，而她千辛万苦的积累，也仅仅是让万物各得其位而不乱，仅此而已。可以说，自然的积累是无私的、奉献的、自然而然的，她不是为己的、贪婪的、奴役的。老子曾这样表述自然的无私，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天”如何如何，其实也是在说地，正如别人骂“他妈的”，其实也是把父亲给包括进去了。因为中国人的思维便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大声说话恰恰便是让站在阴暗角落里的人听的。社会纷乱了可以怨天骂地，事业成功了会说“天命所归”。但无论你怎么骂天骂地，怎么歌天颂地，天地都不会表态，显得那样的淡定，真可谓是“功成而弗居”的典范了。佛教中也有类似中国人口中天地的事物，比如“观世音菩萨”，无论你成功与否，她是不会表态的。那这是不是无情的表现呢？其实不然，因为它必须让万物懂得一个自然的智慧，那便是“自作自受”。如果天地或观世音总会在你困境的时候施加外力帮你成功，那么人就会有侥幸心理而不思奋斗。如果天地连人类极其自私的愿望都要帮助完成的话，那天地可真的要不“仁”了，这个事物的灭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亦怪不得天地所谓的“不仁”。故天地之可贵处，其一便是无所偏袒：她虽生养你，但从来不主宰你，充分尊重你的意志，充分地给你自由、能力和机会，无论人的贫富与权势的高低，但却让你懂得什么是“自作自受”，这便是自然的教化。
自然在宽容中变动。中国人重“生”，对待天地和父母的态度比世界其他民族都要热烈，以至于重到“死”都不肯放过的地步；要讲求厚葬亲族，并守孝三年，但说透了，这也是在重“生”。其实，这也是约定成俗的，并不是说孔子要求这么做，实在是我们民族自身的特性，怎能把任何好事坏事都强加于孔子呢？我们应该思考自我而不是他人。关于“守孝三年”，孔子也是抱着理解和宽容的态度的，若一人诚心当为孝子，又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呢？祭祀也不要太过频繁，或春节，或清明，一年最多两次，毕竟是活着的人更有未来，更为重要，这便是重“生”。后来者为了维护私利，把教化或道德任意歪曲，使之成为所谓的“礼教”，损人利己，制造不平等的“伟大”，反自然而行之，而这一切又怎能怪诘孔子一人呢？庄子发出“绝圣弃智，大盗乃止”的感慨，这实在是后人的背德，怎能全怪乎孔子？不知反省，却把责任推于他人，岂不冤哉？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在当时一定有它的诱因，甚至这种思想正是当时的社会所需要的；但人的毛病便在于他的惰性，后世之时人事已变，风貌各异，但仍然采用过去的一套，这便是现代人守旧了。现代人守旧而不思变，造成制度上的失误和扭曲，反而责怪前人之思想如何恶毒、如何僵化，这可真是“厚”古“薄”今了〔4〕。自然仅凭“天地”二字——用有余的精力生养万物而不求报〔5〕，使“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让万物自然地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减少无畏的纷争，此自然之大智慧所在。
有很多人说，中国讲究“循环论”，你看他的政权更迭，不就是在无止境地转圈吗？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不就是在说这个吗？西方人给我们新鲜的名词和定义，让我们一步步学会西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而从不思考西方言论的片面性和地域性，至少有部分人是这样做。中国是不是一直在讲所谓的“循环”，我想有志的中国人会用行动给你回答；而西方世界是不是一直在讲究“进化”，我想熟悉黑格尔等人历史哲学观的人会给你充分的答复。从根本上讲，中国近四百年逐渐落后于西方还是在于我们自身的不足，只有立足自身，才能兼收并蓄，不然我们只能一步步变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和奴隶。中国人以前礼节繁肃，结一次婚一天下来都累得要命，觉得人生有一次来之不易的婚姻足矣。现在的中国人不懂得老祖宗的真实用意，模仿西方婚礼，搞得自己很快活，这便糟了，你结一次婚感觉很不错，就想再结一次，甚至婚后还要有所谓的补婚，这是在做游戏还是在追求婚姻呢？〔6〕
“上善若水”〔7〕，这里的“善”根本不是水的目的，水没有功利目的可言。“善”是最不能学的东西。因为只要是学到的所谓善，最终的动机都是不纯的，最容易被人利用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利用他人的善心来达到自利的目的，利用所谓的善来达到篡国欺民的目的。尧舜的禅让可谓是真善了，但后世却一一效仿，还说什么法尧禅舜，可见那善已被人利用了；淘宝上的评价本是大众网购的重要依据，但结果是各种虚假的刷评；我们辛辛苦苦制定法度准则，想为人民谋福，但却让在位者因利乘便。统治者有鉴于此，每每强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这样无奈的规定又给人民带来不便，以至行政效率低下，官员不敢担事，也不敢承担责任，尸位素餐者大有人在，这到底是法度的错还是人的错呢？每想于此，岂不痛惜！真正的善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它不是功利的，是自然而然的，是由内向外的；讲功利的善就是伪善，无善心而为善，不如无善。水，不求回报地滋养万物，它无论你是恶的还是善的，也无论你是肮脏的还是高洁的，因此它是最接近自然之道的。〔8〕中国人模仿西方写什么教人怎样为善、恋爱的书，而且还提供各种模式，我想看过此书并学着书上讲的进行行善、行孝或谈恋爱的中国人还不在少数，像这种不是发自内心的，投机取巧还要求回报的宝典之类才是真正的“伪书”。
现在，我们便可以充分地了解自然的法则。自然因她的大而具有宽广性与包容性，宽广永远是前提。只有宽广才能有包容，只有宽广才会有远大的理想。但正因为她的宽广，我们才会觉得它很神秘，我们才会有所敬畏，才会自然而然地向她靠拢。中国的先人们不知道自然的本质，但却知道她时时刻刻都在指引人类的前行，就姑且通俗地简称之谓“道”，以表示她像道路一样宽广，像道路一样具有指引人类前行的轨迹和方向〔9〕。又因为古人仰天察地，发现天地的特性正可以表示自然，所以又把“天地”作为自然的代表。所以中国人口中的“天地、自然与道”，有时仅仅是同物而异名而已，讲“道”，就是在讲自然、讲天地。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其实就是在讲天地自然的广而深，精而细，使人一下子不能充分地认识她，故“道”不可道，“不可”不是说不能，而是说人类认识自然需要有一种谨慎和敬畏的态度，不能一下子就给她定义，就给她“名”字。所以老子又接着说“名可名，非常名”，可见事物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着人类认识的提升而改变，不可能是固定的一个“名”。因为自然有着“宽容观和变动观的互补统一性”，她不会让万物保持一种永恒不变的状态。
一切皆为自然。小到一粒微尘、一株幼苗，大到一群群山与一片片海，都有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法则，这个生存法则我们叫它“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实在是自然的最大智慧所在。说有自然规律，可是它却时时隐藏于无形的天地之间，让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有条不紊地教化着世界万物，就像鱼在水中却感受不到水的存在一样。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实就是在讲人类的发展自有它的规律性，国家机器不能凭借自己的主观去任意打搅客观社会，就像烹虾煮鱼，不能随意翻动食材。说无自然规律，可是它却时时制约着万物的任意与行动，让你感受到它的威力与尖刻，就像人没有了空气才知道呼吸的重要性一样，追求长生却加速着死亡。自然的形体表现着她的宽而广，自然的规律则表现了她的精而微。由于自然规律对于自然来说就像人脑对于人一样，太重要了，所以就把自然规律简称之为“理”。一团乱麻，用“道”来理，使之有条不紊。“理”的结果就是顺，顺就是合乎自然，即是合乎道了。我们通常把“道”与“理”并用，其实是同物而异名，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关系极为密切，无法分开。但这里的“顺”不是顺从，而是在讲万物之间有着相对的平等，没有尖锐的矛盾。但人却时常违背道理，发明一些不利于平等的所谓规则，制造矛盾，破坏和谐，违背人道。
人的责任是光明而伟大的，因此自然的规律在人身上的体现也是特殊的。中国先贤早早地发觉了人对于地球与众不同的责任，因而把人身上应该体现出来的“道”强调性地称之为“德”。老子的《道德经》之所以这样命名，就是因为这本书所阐述的正是自然的一般规律和人类的特殊规律。总结并阐释这两大规律也不是一个老聃就能完成的，它是人类长期实践和探讨的结果。何况，每个人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不同，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不同，对“道”和“德”的理解也不同，老子只是众多道德研究中的一位而已，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实践中丰富着自己对自然、对自身的认识，而我们的一生其实也都在感悟道与德的智慧与魅力。“实践”是道的基本状态，自然有通天大道，道就在我们的脚下，坐而论道不如躬身行道。但无论你行不行道，道都在那里，它不会因万物的灭亡而消失，也不会因事物的不同而有所偏颇，只是公大无私、自然而然地存在在万物之间。在中华民族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道与德的实践和认知从未停止，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学问——“道学”。它是中国古典哲学的肉体，它和“易学”这个灵魂一道构成整个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学范围很大，社会与自然，过去与未来，皆是其研究对象；道学内容很广，儒道佛医等无所不包。“道”无处不在，则研究的对象亦无处不在；“道”横贯古今，则对它的研究亦不能停止。
（范曾《老子出关图》）
任何思想都必须在自然客观的基础上产生并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中国人认知自然的途径是以“生”为基础的，所以我们的哲学是讲究实用主义的，是建立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的，而正因为它有“一定的功利性”这个特点，因此它更易被人拿来利用做“坏”事，从而获取自己的一点私利，使实用胜过了思辨，这也是西方人嘲笑中国古代无哲学的重要原因。孔子老早就发现了中国人思想的功利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特别强调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的原因，重视万物之“生”固没有错，但过分地强调以至于歪曲就不好了。老子也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话，皆知其善其美，便是让人们起巧夺之心，刻意为之往往事与愿违，顺其自然才是明理明道。珍珠玉石之类在人们不刻意重视它的价值之前，它仅仅就是人瞧不起的石头而已，弃在路边也没人想捡；到后来便不一样了，便有了所谓的盗宝，所谓的赝品。现在好多人在强调写作的技巧性，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这就是重“生”的表现，内心里渴望想把文章写得活、写得妙。但自然告诉我们，技巧是建立在长期实践并拥有充分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不然那仅仅是“伪技”，伪技的结果恰恰不是生而是死。我们通常说纸上谈兵，空谈误国，其实都是强调“伪技”的害处。中国历代道学家往往是百家争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汉字和语言有着极大的弹性，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往往过分地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忽视了全体，以至于道理不能说得严丝合缝，从而很容易让人抓住弱点，进行攻击。但由于都是说到了事物的一方面，所以道理虽然片面但都其意义与价值，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对与错。但正是在各种矛盾与攻讦中，自然之道便更能让人们去较为理性、完整地了解。自然本身是多元的，自然之道肯定是复杂的，哪能仅由一家之言、一代学术讲解得清楚呢？更何况自然社会是顺势万变的，思想时代化、多元化才是符合自然的社会现象。
伏羲氏是中国第一个和自然对话的人，他发现了“阴阳互动，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并一画开天，创立了描述自然之道的八卦。那谁是“伏羲氏”呢？这是问题的答案很有趣，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无法确定有没有这个人。但这也不要紧，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贯的传统是重“贤”而不重“众”的。西方的选举便太过“民主”，以至于真正有利于人的贤哲被驱逐出境。人民的目光毕竟大多数是短浅的，为人民考虑长远的圣人往往会无私地敬告群众，但却带来了自私群众的厌恶。而中国人从来便是以贤者而不是以大众为中心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直是大同社会的前提，我们相信贤能者是有大智慧的，是能与自然沟通的，是能够掌握自然之道为人类谋福的。中国人读书，张口闭口“子曰诗云”，这不是我们喜欢掉书袋才如此，而是不忘先祖，不忘贤能的表现，这是懂得感恩的传统美德。在贤能者的面前，你只能正襟危坐，因为贤能者是最接近自然的人，这也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贤者的信赖。但真正的圣人是什么样的呢？庄子说得很明白：“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圣人是不在乎“名”的，圣人死后，或是或非任后人评说，他所做的仅仅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帮助人们建立自己的事业，然后复归于自然之道而已。伏羲氏的确是个伟大的贤者，无名者可谓是“圣人”了。但后来却不同了，圣人变成了世俗者的摇钱树，张口闭口“岂不闻古人云、圣人云”，以达到自己名正言顺的非法目的，这便“窃圣人之法”的“诸侯”之类了。庄子当时很气愤，以至于不太理性：他骂诸侯，甚至于骂圣人，他主张“绝圣弃智”，以便消除自私的伪善，殊不知时代已变，圣人的言论仅仅是以前的言论了，怎么能把现实的纷乱盲目地迁就于古人之法呢？这个诸侯纷争的时代确实需要一种时新的贤者去引导人们。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怀揣各种理想向自然求道，但最终，天地让人明白了“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的道理。这虽是孟子的名言，但又何尝不是诸家的真理？道、儒、法、墨等诸派殊途而同归地对人在复杂的自然社会环境下的作为进行了客观的批评与指导。当下网络上有句名言曰“以德律己者圣，以德律人者贼”，这句话可谓是颇有道家义理，但道家所提倡的“为人以德”其实是有适用的时间范围的，与孔子所谓的“为人以直”并不矛盾。待人当然要“以德”，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在事后则要“以直”报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句话其实也是在强调人的事前态度。老子说“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有美好品德的人当然会希望别人以德待己，但如果自己充分了解了对方的品行，并作出优劣之分的时候，便要学会变通了，还要不要“以德”对之，完全看对方的言行举止，正所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便是事后的态度了。〔10〕明辨是非的前提是自己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而衡量是非的价值尺度便是自然规律，正如《吕氏春秋》中所说：“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11〕因为人类的绳法是总有主观偏私的，偏私则有不等，不等则有疏漏，疏漏则有“盗贼”；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然规律平等而宽易，无私而察全，何不以自然之道规范人类之行呢？顺应自然并不是要人们无所事事，任听自然摆布，而是在无为中有为，正所谓“无为无不为”〔12〕。“顺”，即按自然规律办事，不迷信超自然的鬼神。诸子中唯墨子极重鬼神，这是不是就是错的呢？其实重不重鬼神，是无可厚非的，只要不迷信鬼神；因为迷信是偏执的，偏执即是不合自然之道，是自取灭亡，我们要的仅仅是其中的合理成分。儒家要求厚葬并主张祭祖，可见对死人已经仁尽义至了，为什么要再对鬼神进行崇拜呢？正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况且，祖先是实实在在的人，求祖先保佑就是求人求己而已，可见儒家是重视“人”的力量而非虚无的超自然力的。墨家主张尚俭与节用，处处依靠现成的自然资源进行创造与生产，重视劳动者，那当然要对自然和劳动者进行推崇了。生前辛勤劳作，死后众享安福，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因为墨家也懂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过程由人参与，而结果则要由天定，重视人的参与过程，淡化人对结果的追求，世人不怨不怒，少纷争而多实干，此诚中国人之大智慧所在。故顺在强调“顺天”，即顺自然规律而无为；而所谓的“应”，就是在强调“应人”，人要有主观能动意识，为人类创造有利时机，使社会更好地发展而无不为。无为即“不妄动、不强求”，无不为即“认清自身、大胆革实”。自然时时刻刻都在发展，人类怎能故步自封，不思进步呢？此社会之大变革时期，守旧还是革新，人类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谓的“听天由命”也是在自己充分实践之后才敢说的话。法家学派可谓是积极实践了老子“无为无不为”的主张，并成就了一代秦王的丰功伟业。我们人思考最多的当然是将来，正所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诸子们阐述的都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他们所认同的将来，“昌明未来”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次思想大讨论、大变革时期所拥有的共同的特征。从《周礼》与《王制》再到《春秋》之褒贬，多为理想之未来，而少现实之历史〔13〕。《易经》中的“周而复始”也是说明“事物的发展是在认识与实践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充实自身、提升潜力，并创造辉煌”的。无论是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还是法家的严刑，墨家的非攻，他们都勇于向自身挑战，舍弃旧我，用自然的标准塑造新我，向未来前行，而这正是诸子百家门思想的魅力所在，尽管他们领悟到的仅仅是自然智慧的一部分，但诸子相加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学”所在。
（曾仕强漫画）
秦王嬴政制曰：“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其实，无论从这个“制”的内容还是推行结果上来看，嬴政终究是一厢情愿而已，这可谓是一种“私心”所在，其结果当然是自作自受，国家的法律与制度怎可容一己私利呢？纵观中国古代整个封建制度史，只能勉强说是“中央集权”；皇室和朝廷、中央和地方是两组不同的概念，我们与其说二十四史是“家史”不如说二十四史是“官史”，官僚主义自始皇而然。当然，始皇的这个“私制”的确能看出他的雄心。其实，雄心多数来自私心，他相信自己的秦王朝是会不断发展壮大的，所谓的“改朝换代”就像古人不知道什么是电脑、飞机一样，是他根本不知道的一个概念，他绝对地相信他的子孙万代，既然嬴氏都做得那么好，那天下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上谥号自然没有意义了，不如废除。后来的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同样是这个道理。始皇虽预示到了事物的发展性，但没有准确预示事物的曲折性，就像马克思根本不会预见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在第三世界发展壮大一样。这并不能责怪始皇和马克思，不是他们的逻辑思维不够敏捷，也不是他们掌握的客观规律不够多，知识不丰富，而是人类的所有预见都是在现有客观实在的基础之上的，自然万物、人类社会的瞬息万变客观上根本没有给我们准确预见的本领，因为预见是死的，但客观是活的，死的东西当然战胜不过活的事物，所有的鬼神皆是客观的复制罢了，这亦是自然之理。既然我们根据已掌握的规律都不能做出准确的预言，更不用说仅仅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话语了，用当代的网络词汇形容，那就是在犯“中二病”而已。因此，预言不是立足未来，而是把握当下；立足未来是空谈、是谬论，把握当下是求是、是实干，没有实干的当下，就没有预言的未来。
中国人讲究一切向自然学习，顺自然之道而定天下之事，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因此自然的代表“天地”便成了我们敬畏的对象。那到底“天地”值不值得我们敬畏呢？我们当代人总觉得自己有了多么了不起的知识，一提到什么天地就一口认定是那就是迷信，谁会相信那玩意儿，而自己却张口闭口“我的天啊”。其实，中国人对“天”的情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密切，汉代人老早就说天与人是合一的，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说没有人就没有天，也不是说我就是整个万物，而是在强调天与人的互动与和谐，人所做的事情的好坏程度可以表现在天所垂现的自然现象中，并让我们有所预知和察觉，以便及时让我们自我批评，不断完善自身。要知道，当中国人说“我的天哪”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并不是在埋怨天，而是在感谢天。我们中国的汉字最有魅力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它的“自然之形”与“抽象之象”，汉字来的是如此地自然而不加雕饰，这就是天地与人文并生与合一的最好例子。最能概括中国人对自然万物敬畏的汉字就是“示”了。东汉许慎在《説文解字》中说：“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14〕古人相信天是会“垂象”的，这种“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具体表述在汉朝思想家董仲舒的著作中，甚至在王莽时代发展成为“谶纬之学”〔15〕。天是无为无不为的，它不说话，但她根据她的准则即自然规律对万事万物进行表态，这便是“天垂象”。人之行道贵在躬身实践，而不在高谈阔论，“替天行道”一直是中国人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布衣平民一生所要做的事，做的好与不好人说了不算，而是看天垂的象是吉是凶。古人把地震、日月食等自然现象拉入政治范畴，这毕竟是时代的局限，古人用它来结释政治局势实在是无可厚非的，但“天垂象”的思维方法我们却要继承并发扬。在当下，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不明病菌感染、外来生物入侵、金融危机、政治宗教纷争、种种生物的灭绝和突发变异，以及出现于现代人类生活中的“过劳死”等等，这难道不是天在向人类垂的“象”吗？自然界光明磊落，公正而无私，她不会显现任何虚假的信息，也不会故作高明，嘲弄万物，只有人类会欺骗自己，愚弄自身，因此相信自己的前提是敬畏“天垂象”的自然之道，尊重用一生行道的先贤。中国人最重“师承”，这家那派，老师是谁，弟子如何，凡提一人，谱系自明；这家学术绝不涉他家之理，师传弟受，门生之别，自先秦以至于汉儒，渐成风气。中国的老师最骄傲的便是“桃李满天下”，唯恐弟子有“忝列门墙”之举〔16〕；而西方的老师则唯恐弟子超不过自己而感到羞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西方诸国严守的学习与实践准则，这便和中国教育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重视老师的作用，久而久之，老师的地位竟和父母平起平坐了，“严师出高徒”、“严父出孝子”也成了东方诸国恪守的古训。老师、父母的权威不容置疑，这在社会较不发达的初期，很可能是保护有限知识的有效途径，这在当时应是比较好的教育方法，但时过境迁，在知识爆炸、全面信息化的近现代社会，中国人竟仍然在大力张扬所谓的先师圣法、祖宗遗训，且渐渐形成了不敢质疑、不思创新、崇奉权威、麻木守旧、泯弃个人理想的性格特点，从而背上了来自家庭、学校等方面的沉重压力，这便是有违自然发展之道了，殊不知任何旧制与权威都抵挡不住时代的考验。正如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或是“九品中正”、“八股取士”等政策一样，一开始当然是有利于缓和政治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但后人不思改革，忽视矛盾的特殊性，盲目沿袭历代制度而在制度上吃亏了，却反过来责备前人法度如何偏失，苛求古人而不反省自身，这便是大错。同样地，当代各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不十年、二十年有变的，亦没有五十年、一百年不变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开始的时候是何等的“草芥”般的巍峨：“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句话不知道在当时是何等的分量！何等的无私！时过境迁，“入党”惜乎竟成私人之事业，利禄之法器！中国人要不要革命思维、注重创新、解放个人思想，果断冲破家庭与学校的包袱，并努力创造现代教育新模式，实在是当下迫切需要思考的社会课题。充分的自由，加上并行而不悖的规律，这便是天地自然让我们周围的世界丰富多姿，处处有生机，时时有未来的法宝与智慧，闭塞与严守只能是落后与凋枯。我们应该懂得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的：个人思想解放了，放下了思想的包袱，社会也就能自由而轻松地大踏步前进了。
人性之复杂，故有宗教之复杂也。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宗教问题，只有正统之争，我们自古以来打的都是“替天行道”的大旗。“天”和“道”，历来是中国的正统哲学命题，从这一点说，中国人是单纯的。东汉以至隋唐，隋唐以至于两宋，在华夏大地上先后两次出现了类似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家们崇奉天地，行道正法，探究自我人生，其言虽有偏颇，但也发展成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玄学”与“理学”，丰富着国人的思想和社会的思潮。打个比方，如果说先秦的“诸子之学”是中国正统思想确定以前的恋爱时期，它显得光彩而夺目，有令人神往的自由的话，那么玄学便是让人不舍而又繁复的婚礼，令人狂热与张扬，但等到冷静下来的时候，那便是精神与身躯的双重疲惫与失落；“理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正式的“家庭”生活的开始，它虽然略显枯燥但也不失“生活”中琐碎的乐趣。
“玄学”和“理学”的出现与发展都和佛教有关，但它们对佛教的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在发展后期对释道有一种莫名的新鲜感，后者则一开始便对之有故意排斥之意，这也是时代的发展与社会形势使然。秦汉以来儒学渐成官方正学，外儒内法的思想体系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令中便可以看出，一旦人们接受了儒学思想并长期研习，那么人的惰性便开始使社会趋于保守而不思求变；社会动荡了，人们想的不是新建一种思想体系去适应当下的现状，而是努力着如何才能继续以前的旧思想、旧观念，可就是“玄学”和“理学”的这种保守型创新，间接地保护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其积极意义是具有同一性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道”的范围与弹性之强大，它兼收并蓄，无所不包，这也是世界优秀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更是一个国家发达昌盛的动力之源。比如，苏联和美国同样是二战后的超级大国，但苏联与美国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此诚令人深思。正如世界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的一样：“苏联是一个‘民族的马赛克’，而美国则是一个‘民族的熔炉’”〔17〕，任何凭借蛮力达到的征服多半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相比于俄国蛮力征服达到扩大其领土面积来说，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那大巨大的优越性与包容力，以至能自动地吸引或同化周围的民族。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如今也再不是世界工厂，大片殖民地早已烟消云散，“三角奴隶贸易”和“德意日轴心国”至今令世界人民所诟病。可以说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时期是能称之为“帝国主义”的，我们说秦帝国、汉帝国，其实它和世界上的罗马帝国有着本质的区别〔18〕，因为“固本安边”是中华民族历来的国防政策。“不战而屈人之兵”表现了我们对和平的向往，说“战”恰恰是为了更加长久的不战和安康，正所谓守者为武，攻者为戮。
有人说玄学是一种“避世之学”，它的确是生于乱世的，且有明显的两个发展阶段：它开始于权势文人研习所谓的“三玄”〔19〕，以此否定儒家的绝对正统和反对社会之动荡，因此它和现实还有一定联系；但到后来越来越受到佛理的影响而变成了纯粹的形而上学，正可谓是纯粹的“玄”了，因此这门学问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并成了“绝学”，仅在其它文献中留下空空的一抹，消逝得那样地淡然。和先秦时代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多来自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不是那礼坏乐崩、时逢社会大变革的内乱；且魏晋思想家们已有了先哲们遗留下来的思维参考体系，因此他们不用像先秦诸子那样地苦苦思索。这一时期，人们多注重外在的人生而不是内在的修养。管子早就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之所以不能够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发扬并实践，原因就在于人类生活的物质性，没有衣食和安稳就没有生命和一切，哪里还有所谓的“君臣父子”，在这样的年代里讲礼数实为空谈，人们所关心的是仅仅是“生死”和避难。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现实恰恰是复杂多变的，“乱世之人嫌命长，治世之人嫌命短”，生于乱世以及生于全盛的人们是对“死”抱有更大兴趣的，甚至于要超越死亡。王羲之曾对人生感慨之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上层社会对人生普遍的悲观看法，其思想亦诚和先秦诸子形成鲜明对比：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一个是积极创世以超越死亡，一个是盲目避世以及时行乐，那结果当然是诸子得永生，玄学成绝学。人对生死和社会状态探讨得多了，“哲学”也就出现了，可以说，动荡与变革是“玄学”出现的社会基础。而上层民众宁愿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而“任劳任怨”，他们更多地是在盲目地“实干”以便有效地避世，正如钱锺书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埋头著述洋洋洒洒的《管锥编》一样，仅仅是自我的“陶醉”，那时甚至有人思考“高尚”的玄理而忧郁成疾者。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粗鄙和无礼往往在贫穷和不公中土生土长，高雅和礼让永远存在于富足和平等之中，“玄学”的出现也鲜明地表现出人们对社会各阶层的严重分裂与社会矛盾无法缓解的无奈；王夷甫正拿着“与手都无分别”的玉柄麈尾妙论玄道，东山再起的谢安面对苻坚发动的“统一”战争竟是“从容”地弈棋〔20〕，门阀士族近乎“矫情”地标榜自我，他们的片面悲观也使统治者忽视着供养着他的千万民众，这也注定了玄学自身的迅速衰竭；同样地，我们向往的“魏晋风流”也注定了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悲剧般的短命时代，我们只看到了他们的所谓“风流”，却忽视了风流背后的苦楚，因为你同时可以看到魏晋时代王朝与个人命运的悲哀。我们常说玄学的理论基础与命题内容是“老庄哲学”，但应注意的是这里的“老庄”早已不是先秦时代的赤子，它正被自利者操控，用它来窃取私人的统治、练就个人的长生，甚至成了自己悲观避世的一番说辞，成了以个人而不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思想，“老庄”之学也由此而曲矣！魏晋玄学“满含深情”地违背着老庄之道和儒学法术，实为最有成就的逆理，玄学的出现竟是冲淡了东汉以来的泥古、迷信之风〔21〕，促进了人们的形上之思。魏晋人物对身外之物和名利之求的看法更是影响后世（不管他们自身有没有做到）。玄学虽没有系统地流传下来，或许是形而上学的思考历来为我们这个注重实际的民族所不容，故而被历史淘汰，我们也只能在文献中辑佚它的身影，但仅仅是它的盛大登场，也使汉以来专重儒法的学术空气缓和，儒释道得以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中第一次出现同一趋势，亦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者社会文化因素，实不愧是中国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时代。
但玄学的早期“谬论”在宋儒眼里恐怕比佛理更有“现实意义”，虽然它也让宋儒满怀愤懑。唐朝的皇帝崇孔子的有，重老庄的有，礼佛的亦有，这便和汉代很不一样，严格来说，此时并未出现罢黜什么或独尊什么的法度。其实纵观世界各民族历史，一个国家崇奉两种社会观念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中东与欧洲，教派甚至是区分民族种属的重要依据，无产阶级政权一定会让民众崇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一套思想；由此可见唐朝统治者绝不是单纯民族的后来人，他们崇奉思想的多样化正是六朝以来民族大融和的产物，六朝实为“大中华”之形成时期。此时纯粹的儒学已不复存在，这也是自然的大趋势，因为从此以后，儒学其实是越正之越伪之。宋儒们猛烈抨击外来佛教以复古孔孟，但宋明理学本身就深受佛理影响，因此它先天就有一种理论不严、似不切实的特点。正如国学家吕思勉所说：“理学自创始迄今，几千年。信从者固多，攻击者亦不少。综所攻击，不外两端：一病其空虚无用，一以为不近人情也。”〔22〕由此可以看出，理学有极大的漏洞，故之中多有伪道自私者钻空子。但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两宋时期，寒门士子再也不像五代时期那样让统治者“轻薄”，而是受到了赵氏朝廷特别的优待与重用，因此他们多怀揣满腔报国之志，谈大纲领，大人生，文化思潮相比于五代更为活跃，当时的士子多倡言己理，著述言教，大有理想家的风味，书院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故而理学家门的著作也就像《周礼》一样，多是理想的模式，而不是现实的规章，其言论主张，有些激进得就连他们自己都很难做到。因此，对待宋明之道我们更要一分为二地全面看待，分清理学大旨与伪道末流，切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对理学抱有偏见和误解其实是因为自己的片面而不是由于古人的错处，因为研究思想须以历史的、客观的、全面的眼光待之，即对待他人要以宽而不是以严，对己则要以严而不是以宽。
若论理学之伟大处：一曰缜密求实，一曰躬身行道；不实之论即使谬论，不行之道即是伪道。其实，理学的发展本是就是一个求实行道的过程，格物致知精神是贯穿其始末的，他们欲求一种新的哲学观去复兴纯正的儒学，并给自己提出了严密而近乎苛刻的为人准则，思想家们甚至将《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挑出去以凸显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与价值；理学家张载的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3〕更是彰显了一代文人的宏伟目标和他们对个人、对国家的豪情壮志。但殊途同归，理学家门的种种哲学观念实出《易经》而已，他们所做的亦止乎阐明“易理”。濂溪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分别阐释了他那“以主静立人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道在于“诚意”而“不妄动”，所以强调“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要看到濂溪的主张也有“动”的一面，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动，两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联系的、发展的。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失败的根源就是“妄动”，只有冷静思考、总结教训而“不妄动”，使身心行动合乎自然之道，才能在实际行动中走向成功，不合自然地盲目拼打只能是一败再败。那什么叫合乎自然呢？周子说“仁义中正”即是。现在河南人还在说“中不中”，其实我们所讲的“中庸”便是“合乎自然的中正”，其精髓在于“实事求是”，它不偏不倚、符合实际、客观公正，而不是叫人走中间路线，这才是好，这才是中。横渠（张载）有《正蒙》、《西铭》之著，他的哲思在整个宋明理学中可谓是规模最为宏大、思索最为精深、目标最为广远的学问了，“张子之学，合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归结于仁”。他首立“气质”之说，言天地万物皆由“气”所形成，气有清有浊，故气之运动正如阴阳两端——纷繁复杂、运转不息，并生成了各种能表现出来的万物现象；人便是万物的一种，因此人类社会的种种复杂现象，也是由清、浊二气的对立同一而形成的，故而现象之中便有是非善恶，这是非善恶在不同的形体之中便表现出不同的“性”，即人有人性，动物有动物性，植物有植物性。人性的复杂说白了便是非善恶所牵涉到的利益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张载把性又分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主张人要发自内“心”地凸显自身的善性（义理之性），从而驾驭和控制自己的形体（气质之性），达到自然天地的那种“仁”的境界，这便要善于“正心”，用自然的法度指导自己的行动，而不是随着自己的欲望妄为，即要善于用自然的理性来驾驭自己的感情。自然的法度即是“天理”（理性），人的行动即是“人欲”（感情），因为行动就是目的，目的就是欲望。气质与义理、天理与人欲，此二公案实由张载而出，故“张子之于理学，实有开山之功者也”。横渠在宋明诸子中最为重“礼”，所谓“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序；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重礼即是重序，重序即是兴仁义之道，仁义即是天理。此张载理学要义。但把理学做到至精至细，应是从明道、伊川两位思想家开始的。明道、伊川承接濂溪之“诚意”与横渠之“正心”而主张研究客观本质，即要有“格物”、“致知”精神。程颐、程颢认为，只要弄懂了事物的本质道理，自然可以趋于至善以达到“仁”的境界，因此自然万物的本质道理才是万物的本原，即“天理”为万物之源，而不是张载所谓的“气”。万物各有它的道理，因此便表现出各种“性”，如人之性、动物性或植物性等等，故二程言“性即理”，“性”亦无所谓善恶；然而二程的“性”实在是濂溪与横渠学问的统一与再发挥，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哲学观。所谓“性”，一是主生，一是主敬（注意区分濂溪的“静”）：天地生化万物，“生”即是自然最大的学问，也是万物共有的特性，它是天地之间最大的仁慈与仁义，“生”就是理，就是仁义，故理的特点就是“仁”，由此可见二程是主张“性本善”的。再者，二程强调人之所以有不善，是因为由“气质”所累，“气”有清有浊、有善有恶，这点和张载的观点很像，但在去恶扬善的方法论上二程较进周敦颐，由此提出了“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说法。意思就是说，为人处世须知因果相承，一件事情可能和多件事情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知道了这一点便是有“涵养”之人，因此对待自己的每一件事都要恭恭敬敬，不能敷衍潦草，心有旁骛，做完一件事在想另一件，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为以后做事铺平道路，从而避免一个接一个的麻烦；那怎样才能知道这个事物的本质与联系呢？这便是强调要有从“格物”到“致知”的艰辛实践与积极探索过程，弄清了本质与联系便是“进学”了。从道理上讲这种提法这并没有错，而且是比较好的方法论，但我们应知道：二程的所谓格物致知与今之所言有大区别，因为二程注重人对社会道德的积极探索，而不是主要针对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后来的王阳明因格竹子竟格到病倒还无收获，就是因为他把二程格物致知的具体内涵给弄错了。我们今天提倡和发扬格物致知精神更须把握住矛盾的特殊性，这样才不会犯王阳明的错误，因为格物致知的核心精神便是实事求是和躬身实践。明道、伊川之学其实是有大小、粗细之别的，这便导致了后人对这兄弟二人的思想在取舍上有所偏重，于是便产生了宋明理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大哲学体系，即晦庵之学和陆王心学，它们承续程子而各抒己见、相互补充，同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正如吕氏所说：“大抵明道说话较浑融，伊川则于躬行之法较切实。朱子喜切实，故宗伊川。象山天资高，故近明道也。”朱子之世界观与方法论，且较二程、横渠、濂溪都有所发挥：发挥之处，一是性气合一说，一是天理人欲说，一是知行合一说。“性气合一”说进一步发挥了二程的“性即理”：朱子在格物致知方面用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提出了自己全新的世界观。在它看来，世界万物皆秉着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所成，阴阳同体而异用；气为神，精体为魄，魄为人之基础，有精体则有体魄，有体魄则得神气，精气神三备则得养生。有善之气，人秉此气生故为善；有不善之气，人秉此气生而为不善。但气并不是万物的本原，因为气还分善恶，天道是无所谓善恶的，她有公正无私的面孔，世间万物包括气亦由她产生，于是便提出了“理为万物本源”的世界观，理在人身上表现出人性，性就是理。“天理人欲说”继承并发展了横渠的理学思想：什么是天理？合理就是天理，吃饭穿衣即是天理，人伦物理即是天理，节制尚实即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奢靡淫逸即是人欲，贪恋权钱即是人欲。奢靡淫逸、贪恋权钱是不善之气，吃饭穿衣、节制尚实是友善之气，人要秉善之气生，而弃不善之气，故要“存天理，灭人欲”。“知行合一说”对濂溪和二程的为人处世方法论做了并一步深化：朱子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可见朱熹极重视立志。然志从何处立？应从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处立。正心诚意是重视理气兼备的“心”的重要性（这点却和象山相近，可见二家本无绝对的对立），格物致知是重视实践的重要性，二者缺一不可，即知行要合一，在知中悟行，在行中得知，这样才能行道天下，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由此可看，朱熹不愧是理学之集大成者，其学问思想亦是刚强猛进。象山是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却较为简易直截，其世界观与方法论实继前辈而较朱熹有细处之异，其学术造诣时与晦庵分庭抗礼，明代的王阳明继承并发扬了象山之学，世并称为“陆王心学”。其学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之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而首倡“心即是理”，这点便和朱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极大不同。象山指出没有人的感知就没有天地自然，人的心就是自然规律，就是天理，因此，事物的决定权全在于人本身；这似是说知比行更为重要，故其论“正心”的重要性，多有发人深省的言论；因此人之首要必在将“田地打扫干净”，这又和朱熹的知行合一相迥异。不过这两位思想家都力彰正心与实践的重要性，可谓是殊途而同归同归矣。晦庵之学和象山之学的同异在淳熙三年的鹅湖之会上鲜明地表现出来〔24〕，并成为宋明理学的一大公案。后来王守仁发明本心，又提倡“知行合一”，实是调和了晦庵和象山思想的优处。宋明理学即言己之世界观与方法论之学，初为辟佛而生，唯邵子之学偏于言“数”，但若穷究其理，此亦是求真重实之学；二程厌恶康节术数，实是道理的小大之辩，本无可厚非，亦各演己说而已。
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似乎决定了中国人思想的二维性：你说东，就马上会有人说西；你说对，就一定有人站起来说错；一句话这样说也对，那样解释也行，一个人或一代学问，既有追随敬仰继承者，又有贬低嘲笑摒弃者，阴阳对立而同一，共同塑造了特有的中国文化现象。宋明理学可谓是其中的典范了：从狭义的“理学”定义来讲，自理学创始之始便有反驳嘲弄的一方——“浙学”。可以说，浙学的创建其本身就有针对理学的目的，说浙学是理学的反义词其实是不为过的。但评而批不如评而宽，若从广义的宋明理学定义来说，浙学的出现其实是理学自身缺点的暴露与纠正，是其内部矛盾的和谐统一，是理学发展宏达纷繁的证明。有明之中又多有“离经叛道”的理学家，如李贽、黄宗羲、王夫之，以及清一代的顾炎武等，他们针对理学之弊、帝王之失、制度之隙、家国命运、个人生死等分别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那经世致用的学问一直影响到晚清及民国，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启迪，他们可谓是真正的明道与行道之士，其思想和东汉中后期由王冲、王符刮起的愤世嫉俗、破除迷信之风相似，都是一代学术思想发展到顶峰后出现的“逆流”，但又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与浙学更相迥异。这股由晚明开创的清新的学术风气也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自己立心、为他人立言、为自然行道的最后宣言。
（赵孟頫小楷《道德经》）
道的世界永远是共生的空间。“我认为”这三个字在公共场合实为大忌，因为个人观点在群众眼里只是放的一个响屁而已，人们要的是客观的事实，而不是自我的吹嘘与标榜。因此公共的只能是客观实在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个人的所谓权威言论。个人在公众场合随便地大讲特讲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言论专制，其结果大都是自讨无趣，故而你也不必为此感到委屈；永远记得：没有人会立刻接受你的观点，你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接受，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也是中国人独有的处世智慧。个人观点的表述只能是在私下的探讨中进行，只有在经过大家的、综合的切商并形成了较为客观的普遍看法时，个人的观点才不会被排斥且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其实，观点的提出虽然有它的主观性，但观点一旦形成，它就成了无论对错的客观实在。你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也无法毁灭它的认知，你只能在客观的、甚至是历史的基础上对它进行分析和改进，而不是对它进行盲目的主观臆断，因为结论只能站在裸露的客观肌体之上，而不是形成于脑海里的雄伟宫殿之中。
在共生的空间中体验生命的意义，正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所阐述的那样，人的存在与自我掌控意义将会阐释到最大程度，“自宾”将成为任何事物应有的遗传基因，即把自己当作自然的客人，努力履行应有的责任与义务。须知权利不是目的，它只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责任与义务的工具。那什么是责任呢？我们从小到组成一个完整生命体的细胞，大到组成整个太阳系的行星中便可以看到，自然界的任何物质无不各守其道，各掌其职，责任其实就是自然让万物应有的一种“分工”，是万物自然而然的存在形式。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决定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同样包括自以为是的人，而自然的责任就是让生化中的万物达到自然而然的状态。一个人责任的形成其实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那这个过程的决定权属于谁呢？你可以说“既然改变不了周围，就学着改变自己”，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到”，看似矛盾的两句话其实道出了什么才是人生的中庸之道：所谓中庸的人生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客观实际学会“权衡”，不然中国将不再会有倔强的屈原，但会有许多无盐的闹剧。了解自己的情况，坚守自己的原则，明确自己的方向，该果断时就要果断，该缓行的时候就要放下脚步，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循客观的条件，而这个条件的成熟绝对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时来运转”了，其实关键在于“谋事”的人有没有抓住时机或难得的运气积极向上。当我们握住拳头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手上的生命线很长一段在自己的掌心中，只有一小段露在外面。自然让我们明白了一句话——单靠运气成功的人是没有的，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的想法支配着你的行动，前提是你有抓住生命线的客观条件，即自身的实际。有背景，有权势的人固然不少，但若自身根本就没有能力，只想着作威作福，那么我们并不认为他是个成功人士，相反我们甚至于说他是个“败家子”。我们不怕一个人有钱有权，就怕权钱交易，以权钱欺贫弱，而这样的人正如臧克家在诗中所说：“（他们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因此，努力、自信、劳动与奉献者远比颓废、迷茫、安逸与自私者更有希望，更有责任，人类社会也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前者。什么叫运气？它就像水一样，在恰当时间、合适的地点，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终汇蓝洋。守株待兔与一劳永逸者之所以无法成功，是因为他们失去的不是运气而是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坚守本位，劳动与奉献。
如果说“道”是自然，是客观的规律，那么“德”便是属于人类自己的行为规范，没有德便算不上人；而这也是人类的特殊性所在，更是决定人类将履行更重大责任的原因与条件。中国人最保守的德行非孝道莫属：它的内敛性甚至于让中国人越来越束缚于家庭之中而不敢大胆开拓，正所谓“过犹不及”；但正是这种内敛性所形成的那种强大的凝聚力才能让中国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至于一盘散沙。说“孝”是“道”，因为它本身就具有自然那样的无私奉献精神，只要把握好了“度”，那么它便是人类的品德中比较接近“道”的一种自我约束力。孝的内涵只有中国人最懂，也只有中国人最会利用。说到利用，到头来便是让公共的变成私有的，让平等的变成对立的，任何好制度就是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下消磨得惨不忍睹的。有阶级的历史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以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的历史，仅此而已。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希腊妇女那超群出众的品性，正是在……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5〕，导致专偶制和卖淫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尴尬局面的出现，正表明了人类无论在何时，都在最大限度地找寻一种能代表自由与公正的东西来解脱自己，反抗不公；自由人的智慧与品行永远比受压制的奴隶般的人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因为这种自由与公正恰恰是“道”的美德，它赋予了人类这种美德，人类自己又是否能发掘和珍惜呢？我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宣布：卖淫永远比做家庭的奴隶更有自由。它是一种变相的反抗，最起码对于中世纪的女性是这样。虽然人类早已自觉摒弃了蒙昧与野蛮时代的那种群婚制与对偶制，但在文明时代的男人还可以多妻，那女性们为什么不能让男人带个绿帽子呢？这种在人类进化史上，所谓的文明人所鄙视的那种种“罪恶”，殊不知正是“文明”的产物，是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因此对待古人也就无可厚非了。相反，人之至敌在于己，而非外界种种；我们第一要重视的应是自身的约束与发展，而不是去前人或周围其他人那里挑骨头。
中国人重尚有德之人，因为他活出了一个大写的人，悟出了些许自然的智慧，对整个人类是有贡献的。中国人重尚行道之士，但行道之士不在于他懂得的知识是多还是少，而在于他对自然的融洽度。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感觉到自己懂的知识越多，自己反而越难过。这和追星是一个道理：你了解一位明星越多，就越容易理解他宽容他，吸取他好的一面。但不太了解他的人呢？却总是抓住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去诋毁他，你当然很生气，你和他辩论，他却振振有词，抓住一点不放，自己更生气。对待一个人也是一样，对一个人了解越多，你越会理解宽容他，而不了解的人呢，就抓住他的一个小辫子不放，硬是说人家怎样不好不好，甚至是嘲讽。对待中华文化也是这个道理，了解越多越会理解宽容，不了解的反而振振有词，埋怨一大堆，嘲笑怒骂之。老子有“下士闻道”〔26〕之说，是之谓也。行道之士则是“上士”，而“上士闻道”的谦卑姿态也表现在“上士行道”之中。“三人行必有我师”，首先是你应该把自己也当成一个老师；其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省，但反省不是自残，更不是脑残，它是让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然之道。人适自然而存，自然非适人而存，马克斯·舒施尼的自杀表明了一代科学家对自然之道与人类之德要和谐统一的认知。所谓科学发展，中国千年无有“科学”二字，而全在“为无为”三字矣！有责任的人不敢与地球喧宾夺主，不与自然争，应自然之道而前行，是为“自宾”，是谓“无为而无不为”。“地球村”即是自然的（物质——地球），又是人类的（文化的象征——村），是地球与人类和谐发展的产物。人类的地球是文化的，自然的地球是物质的。人心之私与自然之公为地球之第一大矛盾，而这个矛盾的解绝应该会在“地球村”中完成。高质、高效、高平等的社会虽是人类所期望的，但在当代，高的生产效率反而是人类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自然演化的缓慢性与人类盲目要求的高效率是地球之第二大矛盾。是迁就人类呢？还是迁就自然呢？其实矛盾的解决恰恰不是迁就而是调和。
老子比较自然与人，他得出“天道不与人道同”的结论，因为人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故而人之危是如此。但长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让我们懂得如何弥补自己的不足向自然之道看齐：团队精神是物竞天择的有力武器，它也是人类社会中符合自然之道的生存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人的个性与价值才会得到彰显。其实，团队集体精神本身既不是个人意识，也不是集体舞台，而是赤裸裸的自然法则，是具有客观物质性的。人生而便在集体之中，自然之道把宇宙每一个事物都包括进去了，并给予他们不同的责任，这便注定了自给自足、固步自封者的必然失败；而且，万物的个性也只有在集体中去追求、去张显才有它的存在意义。自然万物，存在即是客观，客观即是无情，它并无对错。对错与否，合理与否，只有在实践中得到一个暂时的答案，但如果找不到相应的陈述对象，那不如不去理它，这才是老子所说的“无为无不为”之道。路边有个大石头，碍着事儿了，你看他不顺眼，又没能力搬走，绕过去就行了呗，还非得去踢它一脚，结果疼的还是自己。因此集体中的个人通常会被个个表象蒙蔽了双眼，被种种“事实”迷昏了头，分不清主次矛盾，结果是思考得越复杂，离最初的本体便越远，正所谓“傻一时且说天作孽，傻一世便是自作孽了”〔27〕。人应该清楚自己的地位，该知道的应该知道，不该知道时就不要让好奇心害死人。开发自己的潜力不在平时，但更在平时。有时候，没方法即是方法，故作技巧不如绝圣弃智。团队精神说明了“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28〕。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下，在科技发展到能让人类自我毁灭的时代，怎样把有限的资源应用于奉献之中，使人也能像自然那样“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才是人类这个庞大团队密切合作的道德所在。正如爱因斯坦说的那样：“我们大脑的创造物对人类将是一种祝福，而不是一种诅咒。”〔29〕?
自然有强弱，强从于弱，然万物归化，只需用“弱”来完成，正所谓“弱者道之用”〔30〕。而对于人来说就应有三德：一有美信，一有善用，一有不卑不亢之精神。因此，毁灭一个人很容易，三德缺一他便弱，弱则败。什么叫有美信呢？即是有美好的信仰和充分的信心。但是有信仰的人多数是固执的，喜欢钻牛角尖，所以老子提倡的“道可以道，也可以非道”，就是要我们学会随时事而变。信仰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有信美的人，他的内心自然是光明的、慈善的、节谦的、合道的。而随之而来，随之而去，干预外界事物的自然法展，强加自己的行为意志是不知“道”的。所谓有充分的信心，就是既要对自己有信心，又要对他人有信心。但我们也应该懂得“在家靠自己，出门靠修身，为人由己不由人”的道理，用老子的话讲，就是“不敢为天下先”〔31〕，变动性是有信心者的必备特性，什么时候大步迈开，什么时候立足思索，是行道之士时刻应该自明的。不要抱怨社会的不公，因为社会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用自己的行动说明自己的想法，因此俗语才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32〕，?正所谓名利莫大于生死，知生死者不言利。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勇于承担责任，这是和中国这个自古泱泱的大国身份是相符合的。中国人应该有像伏尔泰一样的自信，因此我们也不必被西方人的成就迷住心窍。〔33〕
什么叫有善用呢？行道漫漫，在中国，你会看到小到一个字、一幅画、一顿饭，大到一座宫殿、一代制度、一个国家，无不是一个有气韵、有生机的“道”的世界，这些无不透露出中国人对万物、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世间万物都是一个个阴阳统一的太极，它们自然而然地运化着自己，并时时刻刻改地变着周围，人当然也包括其中。但对人来说，宇宙赋予他们的是一种独特的使命：为理想而悟道，为人生而达道，为自然而行道。孔子感叹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正表明了中国人“替天行道”的自觉使命感，有善用之人，即行道之人。“善”字是很关键，它是需要变通的：世间没有绝对的“善”，做事如果能尽量地面面俱到而不留后遗症，即是“善用”；世间没有绝对的有利时机，做事如果能抓住有限的时空并努力前行，即使困难重重而难免失败，即是“善用”。因为“善”，它对应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对应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对于个人来说，在人生某一日子里，朋友的身影渐渐模糊，或许是因为偶尔的误会，或许因为志趣的差异，或许因为心灵的疲倦，或许，什么都不因为，只是想一个人静静地走上自己的道路。于是，前行的路上，又是一个人的风景，孤独而执着前行，并会在不经意间留下你的脚印，探寻一条陌生的道路，给后人寄予启迪。
注释：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0月第2版，第页。
〔2〕《道德经》第三十二章：“万物将自宾”。
〔3〕所谓“智识”，即建立在智慧基础上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属于自然智慧层面的自觉的精神追求，而不是通常我们所说的那种供使用的、牟利取巧的课本或参考资料。
〔4〕观点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5〕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第七十七章）；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第三十四章），等。
〔6〕见《曾仕强论三国智慧》第43集。
〔7〕《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8〕见《道德经的奥秘·第十七集》与《曾仕强论三国智慧·第61集》。
〔9〕《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10〕“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出自《道德经》第六十三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出自《论语·卫灵公》；“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出自《论语·宪问》。
〔11〕《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年9月第1版，第页。
〔12〕《道德经》中多有关于为与不为、有与无关系的言论。如：“道常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一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六十八章），等等。
〔13〕现实不可能迁就人的主观意识，时代在变，礼法亦在变动。我们可以通过《周礼》等书来窥见周时的礼制，但时刻要注意哪些制度是客观存在，哪些制度是主观臆想。读先秦古籍，史学家吕思勉尤为谨慎，他举例证明：“古人立说，主客观不分，将自己所拟的方案，和古代的事实，混为一谈”；“今古文异说，今文所代表的，恒为早一期的思想，其中即隐藏着早一期的事实；古文则反是。”见吕思勉《史学四种中国史籍读法·治古史的特殊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7～90页。
〔14〕按：许慎所解释的“天垂象”，不是“示”的本意，但却能够代表当时知识分子们的世界观。
〔15〕先秦典籍得道者可为经，释经者为“传”，如《左传》释《春秋经》、《易传》释《易经》等等。依吕思勉说法，至“西汉哀、平之间，纬书出”，即有《易纬》等书。谶纬：谶，《说文》曰“先知也”；纬，和经相应，即“有经有纬，相错而织”。故谶纬者，是以所造之谶夹杂于释经之纬中也。谶纬之学始于王莽，盛于光武。
〔16〕吕思勉谈及汉代学术风气时说：“治汉学者，于今、古文家数，必须分清。汉人学问，最重师法。各守专门，丝毫不容假借。”（吕《经子解题·论读经之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页。）
〔1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0月第2版，第页。
〔18〕吕思勉说：“希腊、罗马，皆仅视其市府中人为国民，余皆认为征服之地，歧视其人，不能与自己平等者也。故其全国之民，难于融合为一体……中、欧所以由此不同者，鄙意：欧洲古史，重海路通商，所至之地远，所据之地多，故不能与土著同化；中国为大陆上之农国，征服部族，与被征服部族同生息于一片土地上，时日积久，故其同化易也。中国之同化作用，在古代即如此逐渐进行，故至战国时，略已风同道一，而秦始皇所建之大帝国，与亚历山大所建，基础不同。”（吕《中国文化史·社会阶级》）
〔19〕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魏晋盛行玄学，其代表注作就有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郭象的《庄子注》，何晏的《论语集释》等。
〔20〕上两例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年2月第1版，第、页。
〔21〕吕思勉《国学知识大全》，江苏人民出版社年11月第1版，第～页。
〔22〕吕思勉《理学纲要》，东方出版社年3月第1版，第页。
〔23〕《张载集·张子语录》。
〔24〕《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中华书局年1月第1版，第页。
〔2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年8月第3版，第65页。
〔26〕《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中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27〕广播剧《纨绔》。按《尚书·太甲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2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0月第2版，第页。
〔2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0月第2版，第页。
〔30〕《道德经》第四十章。
〔31〕《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32〕曾仕强《道德经的奥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1月第1版，第67页。
〔33〕（年）伏尔泰语：“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体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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