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柏琳

文学还能关心世界吗？这是一个煞风景的问题。对于很多以文学为志业，或者靠文学“混饭”吃的人来说，这么问似乎太刻薄了。但文学在当下的处境，可能就是如此尴尬。

出版这本面向当代世界文学的访谈录《双重时间》，我心里有疑惑：好像谈论“文学”的部分不是很多？从内部看，这些与作家的对话不太聚焦文学本身，却旁逸斜出，时常走神到社会问题和道德议题上去，言不尽意。从延伸的外围看，那些关于历史、社会问题的探讨，囿于我本人有限的知识结构、“文学”这个光环的笼罩，也不能痛痛快快地说个够。

这本访谈录收录了我过去5年作为文学记者所做的22篇文学访谈，涉及欧、亚、非及南北美洲大陆的22位当代首屈一指的作家。它们都曾刊发于不同的平台，体例自由，篇幅不等，有的重心在对话，有的聚焦人物速写，有的两者兼备。大部分访谈都是面对面发生的，也有视频交流和邮件往来对话。每一场对话都会不同程度地聚焦作者当时完成的文学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发散背后的社会议题。

做文学记者这些年，我时常怀疑自己的角色，受到一种“双重困惑”的冲击：作为对话者，究竟该关心文学本身，还是该关心文学关心的问题？在“文学与社会”这个议题上，二十世纪美国社会文化批评家、文学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Trilling），是我颇为敬重的前辈。在特里林看来，“文学生活除了可能提供良好的愉悦性以外，它还是文明所不可或缺的事物。”特里林对现代主义文学始终态度矛盾，他既同意现代文学对个体自由的要求，也对其摒弃传统和忽视社会道德风尚的做法难以接受。真正令他感兴趣的是，文学能做什么？

因为对他而言，“文学的功能最终是能够发现和判断价值观的社会和道德功能”。但是，他同样不赞同那些认为文学应该担负起“弥赛亚似的责任”做过了头的“社会派”，因为“文学无法拯救社会，也无法对社会进行直接的改革”。特里林认为，文学能做的，是提供一种“沉思性的体验”，体验自身受到限制的生活，体验事物的真实属性，而这恰恰就是“最重大的社会关怀”。

我把自己敬重的前人搬出来说话，似乎也有给自己“不像文学对话的对话”找一点支持理由的意思。不过，真让自己回顾这些在不同时段、不同语境下做的文学访谈，找一找它们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还真是又沉重又揪心。

它们关乎二十世纪的许多场战争：一战、二战、冷战、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南斯拉夫内战、反恐战争。它们涉及二十世纪的许多种危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生态危机、欧洲难民潮、爱尔兰金融危机、新民族主义思潮、全球化的“双刃剑”。它们也关切着现代社会的个体困境：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社会的融合、冷战结束后东欧各国的身份认同障碍、犹太人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身份困惑、个体生活的原子化状态、“流动”的一代人、“新移民”的生存处境、信仰问题在新世纪的嬗变、对于父辈记忆的处理方式……

用文学的方式“介入”社会，介入“附近”，乃至更远的地方，这正是我真正想做的事。诚然，写作内部的问题，文学的内部审美讨论，都是同样重要的艺术维度。当然有只想在文学作品中体验超然于现实之外世界的作家和读者，我们要充分尊重这种多样性。但即使是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新小说派，也都有它们产生的社会土壤。即使是强烈专注于文学内部审美性的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米兰·昆德拉，也都是从他们的那个环境中成熟起来的。

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