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了中美关系问题，他说：“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美国）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

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年结束的。年代上半期中国外交迎来了突破性大发展时期，这一突破性大发展的出现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 因势利导，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个时期，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摆脱了“文革”内乱造成的外交孤立状况，全面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中美关系解冻是这个时期影响 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是 次作为一支主要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因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开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进程的大转折。没有这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后来要搞改革开放和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邓小平曾说过，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对美国不开放对谁开放都没有用。假如不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由后来的领导人来解这个扣要困难得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他还深情地说道：“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从思想库的《康仑报告》到尼克松的《建构和平》报告

爆发后，美国开始公然与中国为敌。毛泽东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的愿望落空。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国家派留学生以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受到了美国的带头阻挠而难以实行。美国这种僵化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国内，直到年才出现了要求改变的思潮。这种思潮比较典型的反映就是《康仑报告》。

年9月，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有限公司完成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托的两个关于亚洲的研究项目，发表了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即《康仑报告》。该报告指出：“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复杂性和严重性可能有增无减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

《康仑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的“假设来实施”。

这个报告对当局虽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实际上成为了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来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

显然，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这个时期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就开始受到国内舆论的质疑，而且在国际上也显得日益孤立。年9月21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的议程。这标志着美国多年来用搁置讨论的办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企图已经失败。

进入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自力更生进行核试验和美国卷入越战不能自拔这三大问题，使得美国政府感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 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无法再协调下去了。”（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页、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年3月，美国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这样，美国舆论已经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立刻预料到这个事件会对美国决策者们产生重要影响，将会促使美国方面加快对华政策的调整步伐。果然，6月17日，在尼克松的鼓励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 受斯菲尔德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周恩来。7、8月间，尼克松在出访亚欧途中也多次声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他向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表达了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且委托两国元首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美国的意图......。

年12月3日，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一直设法与中国外交官接触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十分偶然地在一次南斯拉夫服装秀上发现几位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尼克松交办的工作，他甚至不顾外交礼节，跑着追赶中方人员，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转达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

顺便提一下，这个情节在基辛格年出版的《论中国》中，描述为：“出席服装秀的中国外交官由于没有收到过指示，见状拔腿便逃。”基辛格的描述虽然有些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夸大其词，但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据当事人之一，时任中国大使馆二秘的李举卿回忆，因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他们在观看服装秀的时候，发现美国外交官总注视着他和翻译，而且比比划划、指指点点，不知怎么回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比如遇到挑衅之类的问题，李举卿和翻译在活动结束后即跟主人告别离开。美国大使赶到大门口，请李举卿转交尼克松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并说，尼克松愿意与中国领导人会见，改善两国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李举卿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直在筹划如何改善中美关系。而作为大使馆负责人的雷阳临时代办，却在参加当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主持的关于外交的会议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对他的指示，要他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