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的危害 http://pf.39.net/bdfyy/bdfal/160202/4768975.html“边境”是个充满矛盾的词。在人们的浪漫想象中，边境是人迹罕至、苍茫古老的自然秘境。然而，现实中的枪炮声与哭喊声打破了幻想，控诉着脱缰的人类暴力。居住在中心的人愿意相信边境是一条静默延展的线，但来自边境的故事却一直在说：事实并非如此。希腊、保加利亚与土耳其的国境线在巴尔干半岛东部边缘交会聚拢，这里曾是冷战时期欧洲最南端的“铁幕”，如今又成为阻挡中东难民逃往欧洲的高墙。年，一名叙利亚儿童难民溺亡于地中海的照片曾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这个主流视野外的边陲之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边境线上的故事再次被遗忘。在《边境》一书中，保加利亚作家卡帕卡·卡萨波娃批评道，“我和其他普通欧洲人一样，和这条边境上三个国家的城市精英们一样，对这片区域抱有一种集体性无知。”保加利亚边境线上的铁丝网高墙卡萨波娃出生于保加利亚首度索菲亚，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她跟随家人移民海外。成长于冷战后期与柏林墙倒塌之际，边境所象征的禁忌与叛逆对卡萨波娃而言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离开故土近二十余年后，她重新踏上这条边境，尝试记录下自己在旅途中遇见的人与他们的生活，直面边境的故事。在卡萨波娃看来，权力往往在边境获得具体的形态相貌。冷战结束后，曾经“坚硬”的边境在希腊与保加利亚之间变得“柔软”起来，而两国与土耳其接壤的一侧却获得了一种新的“硬度”，将中东难民阻绝在外。不过，这种新的“硬度”在哪种意义上为“新”还值得考量。冷战在名义上随苏联解体宣告结束，而冷战思维下的意识形态对峙却未能被及时清算，时至今日依旧在全球各地挑起争端、混乱与冲突。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卡萨波娃笔下的巴尔干边境从未等到过宁静，世界的每一次剧颤都在这里留下贫困、死亡、流离失所的阴影，边境线上的故事也是世界的缩影。诚如卡萨波娃所说，“我们谁也无法逃脱边界的羁绊，它存在于自我和他人之间，意识与行动之间，梦境与清醒之间，生与死之间。”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日前出版的《边境》中节选了部分章节，与读者一起沉思柏林墙倒塌之际，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两侧的反复无常。《边境：行至欧洲边缘》[保加利亚]卡帕卡·卡萨波娃著马娟娟译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2月
话语之间的女孩
（有删节）
文
卡帕卡·卡萨波娃译
马娟娟
我爱我的祖国。我在她高高的树枝上荡秋千；我躺在她的监狱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像祖国的歌和烟叶一样，减轻我的忧郁。——（土耳其）纳奇姆·希克梅特埃迪尔内喜力酒店的屋顶上风很大，我每天站在这里都能望见牧羊人赶着羊群穿过公路，翻过一座座小山头。公路从伊斯坦布尔出发，一直通到保加利亚和希腊边境的检查站。我在这里结识了一对夫妇，他们是万茨的朋友，女的叫艾莎（Ayshe），男的叫艾哈迈德（Ahmed）。我们约在屋顶平台共进晚餐，空荡荡的饭店显得格外安静。然而饭店里并非没有客人——我坐在铺着白色桌布的餐桌前，另一张桌边是个一脸迷茫的退休荷兰人，他像一个从格雷厄姆·格林（GrahamGreene）的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穿着一身亚麻衣衫，看来要去游历东方。夫妇俩在一起看起来像电影明星和保镖。艾莎身材修长，脚蹬一双让她颇不自在的高跟鞋，穿着剪裁讲究的裤子。她颧骨高高的，绿色大眼睛的下方边缘抹着些许眼影，除此之外，脸上丝毫不施粉黛。她的面庞很吸引人，仿佛一汪平静的湖水能舒缓人的痛苦。艾哈迈德生得魁梧壮实，一副脚踏实地的样子，看脸并不像上了年纪的样子，当然他还不到40岁。然而，这张脸已经没有了青春的光彩。他俩落座后点起两支细长的雪茄，要了一瓶土耳其水果烧酒。这种酒散发出茴香的味道，只要滴一点水进去就会变成白色。“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菜品。”艾哈迈德霸气十足地用土耳其语对一旁转悠的侍者吩咐道。他从小生活在斯维伦格勒以西的烟草种植区，但这段童年生活后来戛然而止。因此在我听来，他的保加利亚语说得有点儿生涩。他5岁开始跟着全家人一起摘烟叶。“你天不亮就得开始摘，有时候晚上也摘。因为大清早的露水会让烟叶粘在一块儿，我的手指总是被划破。那时候，八个孩子穿一双鞋。你知道那种贫穷是什么滋味吗？”他向前倾过身子，我顺势靠在椅背上，没想到他会这么激动，但艾莎依然温柔地看着他。艾莎夫妇和埃梅尔一样也是土耳其人，但保加利亚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经历是保加利亚穆斯林这部大历史的一个缩影，从中根本看不到什么民族主义。他们的命运和东方烟草一样，几乎不为人所知。年代之前，保加利亚一直是世界头号烟草出口国。这种烟叶因其固有的香味而被称作东方烟草。传统上，穆斯林种植烟草，基督徒种植葡萄。百多年来，烟草业一直是保加利亚经济增长的动力。年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被迫离开故土，这个行业连同水果和蔬菜种植业在一夜之间垮塌，甚至没人收割地里丰收的果实。“但我很想念那段日子。虽然在保加利亚，他们叫我土耳其人；在土耳其，他们叫我保加利亚人。我到底是什么人，你告诉我！”艾哈迈德“砰”地一拳砸在桌子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他一会儿柔声细语，一会儿咄咄逼人，但他略微浮肿的双眼里始终有一种东西——忧郁。甚至在他平时当着老婆的面自夸在女人堆里是个万人迷时，也是一样。侍者端来海鲜和一大篮子面包。艾莎和艾哈迈德不紧不慢地啜着酒，仿佛要麻醉自己一般。最终，艾哈迈德打开了话匣子，有些童年记忆中的语言他已经想不起来，只好用土耳其语代替。艾莎则在一旁翻动着自己盘子里的沙拉。“年夏天，军队来人说，给你们三天时间撤离。我父亲一直絮叨叨的，钱没了，房子也没了。”艾哈迈德继续讲他的故事。钱留在国家银行，房子只能贱卖处理。多年以后，艾哈迈德一家返乡购回了自己的房子——支付了双倍的价钱。但艾哈迈德说，这桩买卖做得很值，那里有我们的记忆。无论如何，东西样样都在。家里的老人最终都回到保加利亚的村子，重新适应国外——土耳其——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压力实在太大。这种情况导致本不平常的边境地区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离散家庭。“我们把东西装上一辆拉达车和一辆货车。”艾哈迈德一家人加入了南下的行列，一路上排满了堆着大包小包的汽车、卡车、行人和马车。马车是人拉的，就像加尔各答的人力车一样，因为国家不允许大家带走马、牛，甚至宠物——一切都在禁止携带之列。人们为自己，为牛、狗、猫、山羊而哭泣落泪。有人射杀了自己的宠物，有人举枪自尽。然而仅仅数月之后，柏林墙倒塌，冷战突如其来地结束了。保加利亚作家卡帕卡·卡萨波娃我很想把驱逐保加利亚土耳其人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波黑实施的暴行作个比较，因为二者都企图唤出“土耳其之轭（Turkishyoke）”的幽灵，想从愚蠢至极的时代错误中寻找理由。然而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像病毒一样在南联盟的外表下潜伏了数十年，一旦获得再生便酿成了战争。南斯拉夫战争的本质是领土扩张，而保加利亚的种族清洗则是另一桩人类犯下的愚蠢罪行。“我们镇上有个乡邻，”艾哈迈德说，“他既不是土耳其人，也没有遭受任何压迫，但他上吊自杀了。因为他对邻居们的种种遭遇，实在厌恶至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保加利亚是欧洲各国中本土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他们不是德国土耳其人那样的新近移民，而是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的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数百年中民族融合的产物。虽然在奥斯曼帝国撤离巴尔干地区的最初几年里，已经有大批土耳其人在历次主动或被迫的迁徙浪潮中离开保加利亚，然而冷战开始时，土耳其人依然占据全国总人口的8％。年代，保加利亚人口出生率低迷，土耳其人的出生率却呈略微上升趋势（保加利亚土耳其人的城市化程度较低），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逼近10％。那时，当权者争论的问题是：如果二十年后“他们”从数量上超过“我们”，该怎么办？政治局为这个伪命题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给土耳其人改名，让他们改信基督教，关闭清真寺（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所有地区的清真寺已经关门）。要赶在“他们”同化“我们”之前，先将“他们”同化。无论如何，“他们”不是也曾搞过“伊斯兰化”吗？年，国家动用最一流的宣传手段掀起了一场改名运动。其实当权者完全可以采用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作品中的语言来对付自己的人民。然而，奥威尔的书当时在保加利亚是禁品，官员们的阅读视野相当有限。例如，他们强迫人们把土耳其和阿拉伯名字改成斯拉夫名字，甚至还让死者改名；他们亵渎穆斯林墓地，国家安全机构实施暴力和强奸——所有这些都被称作“复兴运动（RevivalProcess）”。相对于19世纪保加利亚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解放运动而言，这简直是个莫大的讽刺。现在轮到保加利亚土耳其人回忆他们的“真正”来历了。之后，波马克人（Pomaks）和罗多佩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与土耳其人不同的是，波马克人根本无处可去。事实上，保加利亚土耳其人只是貌似有家可归。虽然土耳其给他们发放护照，狠狠表现了一番，但其实这个国家当时已经问题成堆，根本没有能力养活这些人。在一张当年留下来的照片上，一大群初来乍到、精疲力竭的人冲着镜头举着崭新的土耳其护照。这张照片显然是按照要求摆拍的，从他们的脸上分明能看见愤怒、眼泪、忧伤和迷惘。他们的悲剧成为冷战中两国之间的一场得分竞赛，而实际上其中任何一方都是输家，只是有些人失去的比别人更多而已。对于保加利亚而言，这场针对土耳其族人的仇恨运动有点像福克兰群岛战争（FalklandsWar）之于阿根廷军政府。它让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警察国家转移了大众对现实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