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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伊斯兰朝觐活动变迁＊

钮松

［内容摘要］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也是有别于其他宗教的义务性宗教功课。现代国际关系的演进对伊斯兰朝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特别是从全球政治的高度与广度促进了相关国家对朝觐人员选拔与名额分配等制度的创立与整合。二战及冷战后两波伊斯兰国家的诞生、国际体系的转型、冷战后全球治理的深化、地区热点问题的层出不穷，为全球穆斯林朝觐几率的提升、朝觐机会上的公平兼顾创造了条件。那些经济发展、人民健康与卫生、国家治理以及朝觐管理等领域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受沙特的青睐，而这实际上与公认的穆斯林展开合法朝觐的前置条件相互强化。朝觐政治化加剧了朝觐机会分配的国际博弈。在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促进全球朝觐治理领域的进一步建章立制，将会对朝觐乃至伊斯兰教对国际关系的积极参与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伊斯兰朝觐国际关系沙特全球朝觐治理

进入20世纪以来，伊斯兰朝觐与现代国际关系的关联度不断提升。朝觐不论是对圣城所在地沙特王国的宗教、政治、经济和多元外交，还是对国际关系的具体领域，如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转型、中东地区安全及全球卫生安全等，均产生了重要且关键的影响。①这反映出宗教，特别是世界性宗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参与度正日益增加。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朝觐并非单纯的履行伊斯兰教义的纯宗教活动，穆斯林朝觐麦加的终极目标关乎跨国宗教情感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而且朝觐带来的跨境人口流动关乎各国边界管理与边检制度的衔接。穆斯林信徒遍布全球的格局使得朝觐名额的分配真正成为全球议题，相关配套服务业成为国际经济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同时朝觐以短时性、密集性聚集与流散为特征的双向人口流动关乎全球卫生治理。朝觐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只是两者关系的面向之一，现代国际关系的演进对朝觐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对朝觐进行了重塑，并从全球政治的高度与广度促进了朝觐参与国朝觐选拔与名额分配等制度的创立与整合。二战及冷战后两波伊斯兰国家的诞生、国际体系的转型、全球治理的深化、地区热点问题的层出不穷，对全球穆斯林朝觐几率的提升、朝觐机会的公平兼顾创造了条件。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人民健康与卫生水平、国家治理水平以及朝觐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受到沙特的青睐，而这实际上又与穆斯林展开合法朝觐公认的前置条件相契合。不仅如此，作为特殊领土的宗教圣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及其前景，以及宗教性国际组织在全球性议题中的决策民主化问题，都对全球朝觐治理的探索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从个人事务到全球议题的朝觐活动

自从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创立伊斯兰教，并将麦加偶像崇拜时期的“麦加节”改造为伊斯兰教的朝觐以后的一千多年里，穆斯林的地理分布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伴随着阿拉伯帝国通过武力或者和平的方式，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向外传播伊斯兰教及以其为内核的政治制度，伊斯兰教逐渐在西亚、北非、巴尔干、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扎根，并构成了延续迄今的最基本的伊斯兰信仰版图。朝觐活动从个人事务转变为全球议题，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奥斯曼帝国传统统治时期。直至20世纪初期，伊斯兰信仰版图并未发生重大改变，朝觐者主要来自于这些传统的地区。总体来看，此时的朝觐远未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议题。从地理幅员上来看，朝觐只能称得上是“半地区事务”。从朝觐者的管理方来看，阿拉伯帝国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等并非现代国际体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由于这些帝国地跨亚非欧多地，幅员辽阔，很大程度上朝觐管理只是帝国的内部事务，远未达到上升至多国共商的层面。即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之后，奥斯曼帝国有限参与其中，但其仍旧保留了传统帝国的特质和对外关系的准则。管理者还包括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特别是荷属东印度的穆斯林朝觐问题引发了荷兰殖民官员的高度重视，进而推动渗透进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半独立地区的欧洲殖民列强对朝觐的态度的转变。他们从最初的严格限制和打压，转变为一定程度的支持，以换取朝觐者对其殖民统治的认同。①从这个层面来看，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朝觐管理与欧洲殖民列强的朝觐管理之间充满着矛盾且缺乏有效的制度性及实践性的对接。由于取道地中海的朝觐者，尤其是欧洲巴尔干等地区的朝觐者，会受到麦加恶劣卫生条件及由此而来的传染性疾病的严重影响，欧洲列强唯恐传染性疾病伴随着朝觐者返程的步伐，流向欧洲大陆或其穆斯林人数众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他们将朝觐视为影响欧洲国家利益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于19世纪末在朝觐事务利益攸关的欧洲国家间开展卫生合作。

第二，从一战爆发到二战之前，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与现代沙特王国的兴起促成了朝觐管理权的转移。对奥斯曼帝国而言，伊斯兰教是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守护麦加与麦地那两大伊斯兰圣城是奥斯曼苏丹与哈里发宗教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奥斯曼帝国对圣地的统治较为松散。这与伊斯坦布尔和麦加之间路途遥远且交通不畅有极大关联。而且从公元10世纪开始，麦加及其周边地区便由麦加谢里夫进行直接统治。麦加谢里夫职位得到了阿拉伯帝国、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认可，因此麦加长久以来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管理模式之下。此外，先知圣裔哈希姆家族成员长期担任麦加谢里夫之职，其血统的神圣性和在麦加地区的管治合法性高于奥斯曼苏丹。麦加谢里夫一方面直接处理与穆斯林朝觐相关的事务，另一方面试图将割据化的统治长期化，如联合英国反对奥斯曼帝国在德国的帮助下修建从大马士革贯通至麦加的希贾兹铁路，并导致其终点站不得不调整为麦地那。

一战不仅重塑了国际关系格局，也为现代国际体系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历史机遇。一战中同盟国集团的战败加快了“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年，英法在战争尚未结束便秘密谈判，策划吞噬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年5月，英法秘密签定了“塞克斯—皮科特协定”。与此同时，两国煽动麦加谢里夫从内部反抗奥斯曼帝国。年6月，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发动“阿拉伯大起义”。但英法并没有支持阿里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设想，也不承认其“阿拉伯之王”(KingoftheArabCountries)的自封头衔，只承认其为希贾兹国王。即使如此，这使得麦加所在的希贾兹王国成为较早获得承认的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在年的巴黎和会上，希贾兹王国作为唯一的阿拉伯国家跻身27个正式与会国之列，其主权国家的身份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普遍的确认。巴黎和会上一些高加索地区新独立的国家也派遣了代表团，其中包括来自阿塞拜疆与北高加索等穆斯林人口居多数的国家的外交官。但这些国家仅仅是昙花一现。巴黎和会以后，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小亚细亚建立起来，而原属奥斯曼帝国地方省份的诸多地区沦为英法的势力范围，并以委任统治的方式进行瓜分。尽管英法在西亚地区创造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人造国家”，但实际上独立性极为有限。由于沙特王室建立的纳季德王国控制区较为偏远且尚未勘测出巨额石油储量，英国因其不太重要而默许其存在。此后沙特王室逐步通过征伐吞并了希贾兹王国，最终形成了沙特阿拉伯王国。到二战结束前，全世界仅有沙特、土耳其、伊朗、埃及、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叙利亚等事实上或名义上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沙特因为自身实力相对有限而无法在朝觐问题上起到完全的主导作用，其不仅面临欧洲殖民大国的挑战，而且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也在围绕朝觐旅队、朝觐礼仪等问题与圣地统治者展开延续了数个世纪的竞争。年朝觐期间，沙特与埃及爆发小规模军事冲突，此后埃及进献“迈哈米勒”的传统被禁止。这“终结了埃及人‘装扮’伊斯兰教最神圣之神殿的6个世纪的特权。”①此时的朝觐也不是全球议题，因为沙特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扮演朝觐者的迎来送往角色，朝觐管理的国际整合度颇低。

第三，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最终胜利，以及冷战结束导致苏联和南斯拉夫等联邦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解体，促成了大量伊斯兰国家的出现和伊斯兰世界版图的形成。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度开展和国际关系中去殖民化的最终完成，促成了伊斯兰国家的诞生出现的第一波浪潮。在西亚非洲地区，最终诞生了22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和伊朗两个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在南亚地区，则产生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伊斯兰国家。在东南亚地区，则产生了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等伊斯兰国家。这些遍布亚非的伊斯兰国家是战后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一部分。沙特政教联盟为基础的统治模式加上战后石油资源的大量开采，使得其在保卫圣地，确保朝觐顺利开展上不遗余力。年中东战争的爆发及圣城耶路撒冷完全陷入以色列之手，促使阿拉伯宗教民族主义开始取代世俗民族主义。在此背景之下，沙特于年牵头策划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OIC)。②年该组织正式成立，其总部位于沙特吉达。伊斯兰会议组织负责处理伊斯兰国家与穆斯林相关的事务，其中就包括朝觐问题。“伊斯兰会议组织是关于朝觐妥协机制的设计师。妥协机制为伊斯兰国家提供了一个论坛，可以将朝觐改革与对许多问题的讨价还价联系起来。”③

冷战的结束为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创造了历史机遇，并促成伊斯兰国家诞生的第二波浪潮。苏联境内6个穆斯林为主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包括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在东欧地区，阿尔巴尼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也在积极恢复其传统的伊斯兰因素。以上这些新独立国家都加入了伊斯兰会议组织。除此之外，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盟共和国独立之后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观察员国，其穆斯林人口约有万。原属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则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处于一种实际上的独立状态，该地区人口主要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目前“科索沃共和国”得到了沙特等伊斯兰国家以及许多西方国家的承认。从一战后零星出现的几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独立和半独立国家，到二战和冷战后出现的两波伊斯兰国家的独立浪潮，形成了从东南亚贯通中亚、南亚、西亚，并由此延伸至非洲和欧洲的伊斯兰国家群。当前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已达到57个，涵盖了全球多数穆斯林人口。

伊斯兰国家的数量达到历史峰值体现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自然形成的国家或人造国家，最终从殖民统治或联邦制共和国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其数量仍只占全世界主权国家的一小部分。从地缘上来看，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占面积也相对有限。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非伊斯兰国家中也普遍存在着穆斯林人口。除了中国、俄罗斯、泰国等拥有大量历史悠久的本土穆斯林的非伊斯兰国家以外，欧美国家也广泛分布着由移民和难民带来的穆斯林人口。穆斯林移民前往欧洲国家工作与定居的过程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英法等前殖民国家在其原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之后，试图通过新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如英国建立了英联邦，法国建立了法兰西共同体。这些亚非新独立国家许多是伊斯兰国家。按照过去殖民统治的特点，英国穆斯林移民主要来自于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法国穆斯林移民主要来自于地中海东岸、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随着穆斯林在英法等国的数量以及占人口的比重大幅攀升，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第二种是德国因为战后重建中劳动力缺失，从土耳其引入的大量客籍工人。德国因为一战的战败而失去了殖民地，面对二战后德国的分裂与重建，西德缺乏英法那样的与广袤的旧殖民地的特殊联系，特别是在柏林墙修建以后，只得转而向土耳其引入大量劳工。原本只是以招聘客籍劳工为目的的计划最终导致了德国土耳其移民群体的产生。①与普通的工作移民所不同的是欧洲对大量中东难民，特别是战争难民的接纳。中东是二战后局部战争和冲突最为频繁的地区，而欧洲与中东毗邻，中东战争难民往往经由土耳其通过陆路抵达欧洲，或经由北非国家通过海路前往欧洲。接受穆斯林难民的欧洲国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英法德等西欧和欧盟主要国家。他们出于自身民主治理理念以及长期与伊斯兰国家接触，融合穆斯林移民的经验，大力吸收中东难民。这一方面是基于民主与人权思想，另一方面既可以促进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又可以在选举政治中吸引穆斯林选民。②第二类是北欧国家。他们主要基于和平主义思想，在战争与和平相关问题上发挥着独特的推进作用。巴以和平中的“奥斯陆进程”便是在挪威开启，而且瑞典成为首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主要欧盟国家。尽管历史上北欧与伊斯兰世界之间联系较为薄弱，但近年在吸收中东难民问题上表现出较强的积极性，尤其是叙利亚难民涌入西欧导致这些国家政界和民意出现反弹之后，北欧国家仍旧保持着积极的欢迎态度。得益于去殖民化和欧洲政治思潮的转变，伊斯兰教在欧洲广泛传播。全世界非伊斯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朝觐事务之中，其在朝觐管理上也积极加强与沙特的协调。

总的来看，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促使大量伊斯兰国家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出现，这使得穆斯林朝觐权益能够更加有效地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得到实现。除此之外，随着沙特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及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美欧中俄等非伊斯兰国家也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