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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场’的世界，有多少立场就有多少观点、主义。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里是没地方立足的，因为没有‘场’可以让你立。

但是整个社会规律是集体意识产生的，所以站到社会规律下的善恶更多的是集体意识下的立场。故这些立场也不是固定的，由于时间空间不同，对善恶的定义也不同。

例如：1、在古代的女子不缠小脚那就是恶，缠了脚是善；站到今天的角度，缠了小脚才是恶。2、在伊斯兰国家，女子不行割礼就是恶，在非伊斯兰国家里，行割礼才是恶。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是奥地利男作家彼得·汉德克。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骂观众》、《伯琳苍穹下》等。诺贝尔奖给他的授奖词为：“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

文化是社会的集体世界观，是一个群体的生存之道。文化是思想的产物，一定的思维模式创造一定的文化。

据《环球时报》12月10日报道，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了万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然而，在颁奖典礼之外的街头和网络上，多名西方主流媒体的媒体人，以及阿尔巴尼亚、科索沃、波黑、克罗地亚等巴尔干国家的政府官员与外交官，甚至土耳其驻瑞典大使乃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人，都在谴责和抵制这次颁奖典礼。

西方的理性思维是以二元逻辑为基础的，而中国传统的理性思维是一种多元逻辑。

在二元逻辑体系中只存在两种逻辑值，就是对和错，或正和负，不存在既对又错或非正非负的其他状态，也就是只存在两种合理的可能性。

公开资料显示，土耳其与塞尔维亚一直彼此敌视，这既有奥托曼帝国时期的“旧恨”也有冷战时期的“新仇”。所以早在当年的波黑战争中，土耳其就是积极支持前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找塞尔维亚“算账”的一员。如今围攻汉德克，自然也少不了他们一份。

继土耳其驻瑞典大使2天前宣布拒绝出席颁奖典礼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于昨天（12月11日）公开批判了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汉德克的决定。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埃尔多安还感谢了那些抗议这一颁奖决定的各国官员和示威者。

当事物作为‘果’存在的时候，必然有它的‘因’，说出这个因的叫解释因果。

如果解释汉德克的因果就叫塞尔维亚，那换个话题，解释土耳其敌视的因果，是不是就是奥托曼帝国附身呢？你家的水田种稻子，我家的耕地种麦子，以西方的二元逻辑你告诉我谁错了？

汉德克的争议，源于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彼时，西方的政治圈和舆论圈，都将战争的发生以及其中的战争罪行，怪罪给了塞尔维亚人以及当时南斯拉夫的总统米洛舍维奇。然而，已经因为《骂观众》《左撇子女人》等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而成名的汉德克，却公开与这些认知“唱反调”，认为塞尔维亚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认为米洛舍维奇这个西方口中的“独裁者”和“屠夫”，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年，英国政治家丘吉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这样说道：“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个奖项以荣誉。”这一耐人寻味的颁奖词，似乎颇有先见地回应了之后人们对“政治入侵文学”的非议。

按惯例，每个获奖人评委会都会给予一个专门的颁奖词，对莫言居然没有，而是用了莫言自己的作品《天堂蒜薹之歌》中的一个章节。为什么？

莫言的政治身份和职业身份不符合诺奖获奖者要求

从字面意义理解，诺贝尔文学奖按照其创始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意愿，是要奖给创作了“最富想象之杰作”的人。

但是，这一标准在具体操作中却演化为按照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人性观、文学观和意识形态进行选择评判，却又是人人皆知的事实。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作品中的思想观点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不一致，就算你声名如日中天，也绝不会与诺奖有半丝沾惹。

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曾两次被提名，却与诺奖无缘。因为此翁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宗教观、战争观、国家观、政治观，其“是非”颇缪于诺奖评委。

随着时代变化和世界两个阵营的形成，诺奖评价标准并没有突破原有藩篱，而是更趋保守，更加意识形态化，成为在全球不同阵营之间政治斗争中被西方反复利用的工具。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除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波黑和克罗地亚的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先后加入了对这次颁奖典礼的批判和抵制，瑞典文学院内部也有人在上周宣布会抵制这次颁奖典礼。

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里是没地方立足的。

比方在年，美国歌手鲍勃·迪伦获奖时，他就直接批判诺贝尔奖：““这是个巨大的错误！鲍勃迪伦确实很伟大，但他的歌词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诺奖评委的这个决定是在反对阅读，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但这个曾经炮轰诺贝尔奖的人，竟然得奖了。

作为戏剧界的“老炮儿”，彼得·汉德克的桀骜个性经常遭到舆论的批评，而他本人却表示：“我是孤独的，而当人孤独地活着时，总会有某种倾向，觉得自己是个罪犯，活着觉得自己是个伟人。两种倾向都是危险。我既不是罪人也不是英雄，我是第三种人。”

这是西方排他性的二元理性文化观获得世界文化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而这种结果对于人类文明发展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从近代以来逐渐显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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