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

（作者简介:姬明华，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辅导员、博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晁罡，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等项目，合著5部学术专著，发表40多篇学术论文。）

摘要:孔子以“德政”理念教化君主，以“德治”理念教化臣下。通过对《论语》“问政”语录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君臣分职的管理理念。在“术业有专攻”的当代，组织机构的高层管理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从事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他们所做的应当是用自己的德性带领组织机构稳步前进。而组织机构的中层管理者乃至下层管理者，他们是时代知识最好的传承者，是技术的骨干，他们必须用自己的热情引导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创新，协助好高层管理者的工作。

关键词:孔子；德政；德治；管理

《论语》中含有“问政”的语录共有11条，其中涉及君主“问政”的有4条，涉及臣下“问政”的有7条。透过研究《论语》中君主的“问政”，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君道”的要求就是用德性来引导政治；通过研究《论语》中臣下的“问政”我们可以查知孔子十分强调“臣道”对具体政事的担当。比较孔子对君主“问政”和臣下“问政”的不同，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孔子政治哲学中君主和臣下的不同角色分工。在孔子的政治哲学中，君主要做到“为政以德”，引导政治体的走向，举贤任能使政治体得到良好的治理。而臣下正是具体政事的承担者，他们辅助君主承担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与君主共同维护政治体的稳定，推动社会的发展。

一、“君道”与“德政”

“君道”即“为君之道”，它是一国之君主或天下之君王为政的根本原则，《荀子》中第一次出现了“君道”一词。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对“君道”的思考建立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孔子的“君道”思想是其政治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对于孔子“君道”思想的剖析建基于《论语》中的“君主”“问政”。

《论语》中涉及“君主”“问政”的语录共有4处：

在孔子回答“君主”“问政”的语录中，“齐景公”和“叶公”各一处，“季康”有2处。季康子是鲁哀公时期的权臣，虽然季康子不是鲁国名义上的国君，但他的权力远远超过了鲁哀公，是鲁国实际的执政者，故本文也以“君主”来看待季康子。从上述四则对话可以看出一个共性，当文本中的“君主”问政时，孔子的回答都与道德相关。齐景公、叶公和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时，孔子的回答都将道德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换句话说，孔子对“君主”的政治要求就是要用道德来引导政治体。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在评定国家好坏时，有一个首先的条件，那就是君主是否具有道德。如果君主具有德性，国家就能获得善治；反之，如果君主缺失道德，国家的治理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存在灭国的可能性。孔子希望君主在执政的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德性，这体现了他对国家得到良好治理的美好愿景。因此，“君道”的核心内涵就是“德政”，而君主德政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教化。

教化是儒家的基本功能。根据《论语·为政》的记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孔子看来，道德教化与治国理政的功能是相通的，教化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教化。用现代的话来说，管理就是教化，管理者就是教化者，管理的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

从教化的对象看，儒家教化观与其民本思想紧密相连。“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既然民众是国家的根基，那么民众的需求就是治国者的职责。由此，儒家提出“富而教之”的思想。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周游至卫国时，曾经对卫国提出“庶之”“富之”“教之”的发展战略。孟子进一步把孔子的“庶—富—教”思想具体化，指出，首先要让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然后再认真地兴办学校教育，把孝悌的道理反复讲给百姓听，这样年轻人都知道敬老而不会让老人背负重物走在道路上了。不富裕无法满足民众的物质需要，不教化则无法满足百姓的精神需求。换句话说：不富而教，无效；富而不教，无魂；富而后教，无忧。

从教化的依据看，儒家的教化观与其人性论息息相关。孔子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句话所内含的意思，每个人的天性从出生来看，实际上本来都是相近的，没有很大的区别；然而，当不同的人受到后天的社会环境的习染后，人与人之间便逐渐拉开了距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德性不再相近了。在孔子看来，人的德性是可以改变的。人在先天所遗传下来的本性，就像一张白纸，可以任由后天的环境所塑染。每个人所处的后天环境不同，塑染的状态(或善或恶)也不同，最终表现出的德性也就存在差别。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当然希望经过塑染后的人性是善的，这也是他倡导仁学思想的立论依据和根本目的。但是，由于人性在后天的改变具有普适性，这就需要教师在道德上不断地教化每一个人。在孔子看来，教化是改变人性、移风易俗的保证。而在这一过程中，君主作为政治共同体的道德领袖，有责任也有义务践行道德，用德性风化国人，塑造道德共同体。

从教化的内容看，儒家教化观有道德教化、礼乐教化、神道设教等三个方面。其中道德教化是核心，礼乐教化和神道设教是辅助道德教化的必要手段。首先是道德教化。孔子当年收徒办学，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君子”。所谓“君子”，本义指国君的孩子，属于当时社会的统治阶层。而孔子发现，这些由于宗法血缘制度而生下来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君子”们，本身却不具备合格统治者的德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由此，孔子便着力开展对“君子”的道德教化，以期进一步影响民众的行为，净化社会的风气，即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记载孔子道德教化实践的《论语》一书，涉及了包括“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智、仁、勇”在内的几十条德目。在此基础上，后儒特别概括出诸如“五伦十义”“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教化的内容。“五伦”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种人伦关系。“十义”指父慈、子孝，夫和、妇从，兄友、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等十类行为准则。父母要慈爱子女，子女要孝顺父母；丈夫对妻子要和气，妻子对丈夫要听随;兄姐要友爱弟妹，弟妹要恭敬兄姐；结朋要讲究情谊，交友要讲究信义；君主要尊重臣子，臣子要忠于君主。“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君、为父、为夫的要为臣、子、妻做出表率，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服从于君、父、夫——前者体现了孔子的精神，后者则掺入了先秦法家韩非子的思想。“五常”指“仁、义、礼、智、信”等五种恒常不变的道德原则。“四维”指“礼、义、廉、耻”，“八德”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后者是对前者的扩展。这些，就是儒家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

二、“臣道”与“德治”

君主和臣下是现实政治的执行者，孔子认为一个好的政治是君和臣共同促成的。君道和臣道是孔子政治哲学中一对相即不离的范畴。所谓“臣道”，顾名思义，臣下之道。在这一部分，笔者仍然以《论语》中的“问政”为线索，以孔子对弟子“问政”的回答为依据，讨论孔子政治哲学中的“臣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孔子的弟子在先秦时期都是士人，士人的理想就是从政，辅助君王治国理政。因此，孔子的弟子有意从政，治理国家，他们是潜在的臣下。

孔子所回答的弟子“问政”，实际上都在教诲弟子如何为臣。臣下对于政治所应负的责任之一是担当政事。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教诲弟子在从政的过程中要担当政事，并非弱化对弟子的德性教化。孔子之学可谓“君子之学”。根据萧公权的研究：“(君子)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换句话说，孔子给予了“君子”以全新的内涵，君子不仅是在位者通过德性的修养成为合格的执政者，同时，它更是无位者通过德性的修养成为合格的为政者的代名词。在孔子那里，修德是为政的条件，为政是修德的目的。

“德治”是孔子对出仕为臣的君子所提出的要求。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中的“道”是“引导”“领导”的意思，“政”指政令，“刑”指“刑罚”，“德”指“德教”，“礼”指“礼法”。至于其中的“格”字，有多种解读，综合起来，可理解为通过自己的改正而真心顺服。如此，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用政治法令来引导人民，用法律刑罚来规范人民，民众只是抱着免于犯罪的心理，内心却没有羞耻之感;但是，如果用道德来教化和引导人民，用礼制和法度来规范人民，则民众不但具有羞耻之感，并且能够自我改正缺点并真心归服。

当然，孔子并不是主张完全不要法律刑治，不要政治法令，只不过他看到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积极内涵。在孔子看来，只有做到“教之以政，齐之以刑”，才会更好地实现“民有遁心”。为了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维护执政者统治的道德基础，孔子倡导要把道德教化放在国家管理的首要位置。显然，在孔子看来，比起刑罚和法治来说，道德教化更容易获得民心，更容易得到人民拥护，这一方式更容易取得有效和持久的管理效果。正如孔子之后的大儒孟子所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于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在孟子看来，依仗实力来使人服从的政策，并不能真正使人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本身的实力不够，从而顺从执政者；然而，如果依靠道德来教化人民，人民才会真正地心悦诚服。这就好像七十多位大弟子信服孔子一样。儒家所倡导的“德治”，致力的是一种内心教化，而并非外在手段的强制约束。这就是使人“心服”的管理功夫。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虽然极力倡导“德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法治”。首先，与“道之以德”并列的“齐之以礼”中的“礼”本身就具有“法律规范”的意义。“礼”本来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而到了阶级社会，宗教祭祀成为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礼也就发展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规范。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礼”的作用，强调“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不仅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规则，而且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等级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礼”实质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例如，史称周公“制礼作乐”，从古书的记载可知，当时周公所制定的周礼，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大到国家的典章制度，小到社会的风俗习惯，周礼几乎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包了进去，故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说法。因此，《周礼》实际上就是周代统治阶级制定和认可的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庞大繁杂的法典大全。如果按今天的法学观点来分类，《周礼》首先具有国家宪法的性质，同时也包含了各种刑事、民事、行政、经济、诉讼、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儒家也正是在类似于现代法律意义上使用“礼”的概念的。孔子主张“为国以礼”，荀子指出“国无礼则不正”，这都是把礼当作治理国家的根本法规。关于礼，儒家学者们更加明确具体地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一；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这里更是把礼说成是一切社会活动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事决于礼”实际上就是“事断于法”。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所谓的“礼治”，即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综上所述，孔子对学生的要求在道德的基础上，更强调学生对于政治技能的培养和研习。在孔子看来，臣下必须承担起治理的责任，在治理层面给予君主以足够的帮助，如此君主才能致力德性的引领，塑造一个具有德性的政治体。君臣在“政”与“治”上的分职，对古代国家的治理具有积极的价值，对当代中国的管理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政”“治”分离的当代意义

当代中国没有了严格的君主和臣下的分别，但是在当代中国的企事业单位中，依然延续着“政”“治”分离的传统。孔子管理思想中“政”“治”分开的理念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流传至今。当代中国企事业单位对这一理念的继承，既有维护意识形态、促进企事业单位运作的作用，也体现着分工协作、促进生产的价值。“政”与“治”的分离体现出组织上下级间的分工协作和组织成员的各尽其责，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组织模式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企业与政府之中。从下文开始，笔者将从上下级分工和党政分开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在上下级分工方面，中国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已经指出，必须确立三级管理制度。上级领导，无为而治，在德性上引导企业；中级领导，主动有为，做好组织管理；下层员工，承担责任，做好生产工作。这一当代管理理念正契合孔子“政”“治”分离的思想。只有分工得当，才能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只有分工得当，才能让企业有序地开展工作；只有分工得当，才能促进企业组织的良性竞争和上下级积极流动。“政”与“治”的分离，是责任与义务的再明确，既给上级领导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也给下层员工提出合适的技术要求。在当代社会，只有明确上下级的分工，才能最大地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与潜能。

同时，我们应当注意，上层领导对于德性的践行和引导，并不代表着他们不懂基础的业务。“政”与“治”的分离并不是组织的上下分离，而是在顺畅的组织机制中，实现人尽其职。实际上，每一个上层领导都是先来自基层，每一个基层员工也都有机会成为上层领导。不同的职级，不同的分工，不同的责任。只有建立一个有序的“政”“治”分工的上下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组织的活力。上层领导在推行“政”“治”分工的过程中，实际上对自己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高处要看得远，同时要看得到底，在望远与见底之间，实现组织的良性发展和组织德性的提升。

在党政分开方面，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我们所推行的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务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早在年9月15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就在讲话中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又重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党务方面，每一个党员必须做到清正廉洁，保持党性，共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因此，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与孔子倡导的执政者道德建设是一致的。只有确立高远的道德，执政者才能获得民心，这是孔子告诫后人的。而只有提升道德，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取得中国革命和改革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所领悟到的。

在政务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坚持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务工作，这与孔子所倡导的“政”与“治”分开异曲同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坚持的政务和党务的分开，可以明晰二者的职责和权力，更有力地推进政府工作和党的工作。党务的重要职能在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用道德凝聚人心，用先进性带领人民坚持奋斗。政务的重要职能在于妥善决策政府事务，致力推进政府改革，大力促进社会发展。二者的分工，既明确了职责，又明晰了义务，可谓对孔子“政”“治”分职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倡导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养分，推动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在文明脉络上，中国所实施的党政分开的政治思想在意识深处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思想。随着中共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越发重视，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多的契合，这些契合正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关联。传统从未在现代消失，现代也无法在没有传统基因的背景中发展。从党政分开来看，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孔子思想的高度契合，也是在意识深处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比较孔子对君主“问政”和臣下“问政”的不同，可以清晰地把握孔子管理思想中君主和臣下的不同角色分工。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君主要做到“为政以德”，引导政治共同体的走向，举贤任能使政治体得到良好的治理。从孔子教诲弟子可以看出，臣下是具体政事的承担者，他们辅助君主承担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与君主共同维护政治体的稳定，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治理。孔子君臣分职的管理思想对当代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强调的是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在当代社会，分工与协作已经成为主旋律。在共享思维的运作下，组织机构中的员工更愿意成为事业的承担者，成为组织机构的“主人翁”。而组织机构如何进行分工，孔子君臣分职的思想无疑有巨大的意义。在“术业有专攻”的当代，高层管理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从事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他们所做的应当是用自己的德性带领组织机构稳步前进。而中层管理者乃至下层管理者，他们是时代知识最好的传承者，是组织机构中的业务骨干，他们必须用自己的热情引导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创新，协助高层管理者做好工作。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与管理》年第1卷，原文约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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