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医彻底讲清楚：一部中医史就是一部中国思想史
尤虎
若想把中医彻底讲清楚，我们必须找到一条主线，这就是中国思想史。
《易》——中国思想史的源头
《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因为《易》无所不包，所以，中国所有思想都源于易。
《易》指导下的中国思想四大特征：
第一，求根。
崇本息末。
厚古薄今。
孝道。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
第二，尚简。
大道至简。
执简驭繁。
执一统众。
马王堆帛书《十大经·道原》：“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
《黄帝内经》：“得其要者一言而终，不得其要流散无穷。”
第三，重意。
“形-象-意”思维模式，形是具体的事物，象是具体事物特征的抽象，汉字的象形、会意等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要“得意忘形”，“得意忘象”，最终追求的是“意”。
中国画，诗词，艺术品等讲究意境，绝不写实。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医者意也。
第四，实行。
笃行之。
经世致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易》是如何产生的？
中华文明处在封闭的地缘环境之内，以农耕为主，资源有限，但人口较多，所以必须形成尊老重孝的观念，使得老有所养，而年轻人又能得到老一辈人的经验传授，故而形成良性循环。这就是“求根”与“实行”的来源。
口口相传效率低下，这就要求用图画来记录，图画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抽象，后来只要用几笔就可以勾勒出所要表达的意图，这就是文字。“尚简”与“重意”的思想由此发端。
中医学第一次发展与先秦诸子百家
《黄帝内经》《难经》深受先秦诸子百家的影响，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融入医学，针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创立了“经络学说”、“藏象学说”为主体的以针灸治疗为主要手段的医学体系。
此时，对古人来说，针灸治病的机理已臻完备，故后世鲜有突破。
其后，东汉张仲景结合《内》《难》理论，将前人的“经方”重新按照辨病、辨证、辨方三种方式总结而成《伤寒杂病论》，此后经王叔和等人整理，但在当时未成中医界主流。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其特点是“三于”：
精于辨病，粗于辨证，擅于方证。
所谓“精于辨病”，是其欲寻求专病、专方、专药，这在《金匮要略》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这符合人类最原始的思维方式。现存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亦是如此。
所谓“擅于方证”，是其继承了前人“经方十一家”的特长，根据一组特定的症状（体征）或人的体质，无需仔细辨病，即可精准处方用药。
所谓“粗于辨证”，是其在“辨病”无方或辨“方证”有困难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此方法，相当于自己临时组方，因中药处方理论没有针灸理论完备，即中药处方配伍与治病机理尚不甚清楚，所以“辨证论治”这套方法还处于初级阶段。
此后，探索专病专方与方证仍是主流，如《肘后方》、《小品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尤其是孙思邈“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将《伤寒论》重新整理与编排，可见方证思想仍是当时的主流。
专病专方与方证传至日本，为日后汉方医学打下基础，直至今日。
但问题是，疾病无法穷尽，方也无法穷尽，这显然不能满足《易》的“尚简”精神，而且用处方治病的机理也没有被很好地揭示，中医学必须进一步发展。
中医学第二次发展与宋明理学
继先秦诸子百家之后，中国思想史上第二次高峰便是宋明理学，尤其是宋代“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论。朱熹曰：“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中医开始穷究治病之理。让我们看两本书的名字即可得知这一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伤寒明理论》、《格致余论》。
首先是针灸治疗之理。《内经》的经络理论已给出了答案，这已成为共识，所以不用进一步细究，总之，经络学说就是针灸治疗的究极之理。
那么，药物起效之理呢？金元时期的张元素著《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珍珠囊》等书，他根据《内经》理论，对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等作了全面的阐释，并最早创立药物归经学说，成为研究中药药效之理的范式，还被李时珍高度评价：“深阐轩歧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谓之《珍珠囊》，大扬医理，《灵》《枢》之下，一人而已。”但这毕竟是一时一人之作，仅仅是一家之言，没有当年《内经》经络学说解释针灸治疗之理的权威性，时至今日仍有争议，但其模式无人撼动。
穷理的行为必然被“尚简”的思想所引导，开始出现各家从某一角度阐发《内经》，发挥《内经》，并自认为“得道”的现象，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因宋明理学起于北宋，其思想影响到中医必然有一个时间过程，所以，在中医史上出现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寒凉派；张从正，攻下派；李东垣，补土派；朱丹溪，滋阴派。
无偏不成派。除了各家挖《内经》之一隅便成就一门派之外，《伤寒论》的价值逐渐被揭示。
如果说《黄帝内经》，尤其是《灵枢》，是针灸疗法的奠基之作，在“理”的方面，“经络”学说已经完备，针灸起效的所有原理都可以直接用经络、穴位完美解释，所以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但中药处方治病的原理以及组方原理，因“经方十一家”的书已全部失传，当时能够找到的确切资料仅剩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所以，按照《易》的“求根”思想，这本书必然在此时被高度重视。
为什么从金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以后，各医家仅对《伤寒论》情有独钟，而不是整本《伤寒杂病论》？其实，各个医家根本不是对《伤寒论》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伤寒论》中以“六经辨证”为代表的辨证思维与方法的研究。
医家们终于发现，解决病与方无法穷尽的难题，可以使用张仲景的辨证思维与方法，尽管其当年还比较粗糙，但各种法门均有端倪，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这便展开了《伤寒论》研究的序幕。如同挖《黄帝内经》的宝一样，挖《伤寒论》的宝便也可成就一家之说，甚至开宗立派，直至今日。
与此同时，《易》的“求根”思想让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开始为本行业造祖师爷，这就必然要封张仲景为“医圣”。
年，金人刘完素他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式》里，他明确提到“仲景者，亚圣也”，这才和“圣”沾了边，在此前没有任何文献能够找到张仲景的名字与医圣连在一起的说法。但请注意，这里还是没有直接称“医圣”，而是次于圣人的亚圣。
年，明人李濂的《医史》，他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估计还是重复刘完素的话，但这已经到了明代，仍然没有把仲景称作“医圣”。
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的是公元年，明人方有执，研究伤寒错简派的创导人，著有《伤寒论条辨》。他说：“……称仲景曰圣”，这以后，在医家的著作中，把仲景称为“圣”的才多了起来。
中医学第三次发展与清代考据学
清代考据学兴盛，这可能与文字狱有关，但目前还有争议。考据学其实产生在明代中后期，它与清代考据学不论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按照《易》的“求根”思想，必然会回归经典，探求经典本义，从中寻找圣人之道。而寻求经典本义的唯一方法就是借助于文字、音韵、训诂、术数、校勘、辨伪、辑佚、历史、地理、金石等解经的辅助学科。学术思想自然而然地便会走到考据学上来。
这对中医的影响非常大，各家学说创立的源头活水必然是中医经典，将经典彻底还原出来，这是每位医家的愿望。中医学似乎在此时到达了巅峰，可惜物极必反，灾难即将来临！
中医学第四次发展与西学
中医学最初仅是汉人的医学，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曾经融合了多民族的医药方法，但主体思想从未被根本性地撼动过，直到近代的西方医学进入中国。
18-19世纪，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推动下飞速发展，军事武装已是船坚炮利，而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悠然前行，就连邻居日本，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
中国人不得不反思，中国文化不得不反思，对医学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两种医学的对比。两种医学的交锋，实质上是两种思想的交锋，中西汇通，衷中参西，中医们开始用西医概念解释中医，虽然牵强附会，甚至是狗屁不通，但这让中医更加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由于最初西医的治疗手段有限，虽疗效欠佳，但说理清楚，看似对中医的市场冲击不大，但却导致了人们对中医理论的怀疑、否定，甚至是彻底排斥！
很多人开始到日本学习西医，对中医理论彻底抛弃，甚至提出“废医存药”。年2月23日，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
中医一下子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按照《易》的“实行”思想，中医临床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仅靠行政命令根本不可能废除中医。但这次冲击对中医的影响是数千年来头一次，不得不让人反思。
中医学第五次发展与马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唯物论，辩证法，实践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医，中医理论只要在这些词前面加上“古代朴素的”就可以了，天然契合，将我们本来“腐朽的”“封建的”“迷信的”帽子突然间摘掉了，这让中医重新恢复理论自信。
受“东西文明会合”思想的支配，毛泽东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实践中，就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首先根据“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原则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的主张，接着又针对中西医文化之间相互轻视的现象提出“打破宗派主义”、“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然后则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西医应当团结合作”，借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文化的理论。
西医紧密结合现代物理、化学、生物等一切先进的理念与方法一路高歌猛进，中医必须明确自身与西医的真正差别，才能形成两种医学的结合。
年，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提出：“祖国医学几千年来在临床上能够解决问题，主要就是由于‘辨证论治治疗体系的建立。”自此，中医学界将“辨证论治”推向新的高峰，这也是区别于西医的最显著的特征。
请注意任老本人，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4岁即就读私塾，及长，入江津县国医专修馆攻读经学，其间曾求学于经学大师廖季平。当时廖季平已年逾七旬，甚喜其聪敏好学，故悉心指点，并传授治学之法，使任应秋在治经学、训诂学、考据、目录等方面打下扎实基础，为以后研究中医学奠定了文学方面的根底。—年，先后任北京中医学院文献编研组、科研办公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史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兼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社社长。
没有经学根底，没有医史文献，没有各家学说，“辨证论治”四个字很难明确提出。这以后所有的中医教材都以此思想为核心，打造出一批批新中国学院派中医，直到今日仍为中医界主流思想，不可撼动，任何质疑或争鸣均不可能被列入教材。
中医学第六次发展与现代科学
目前，西医已在人们心目中成为现代医学，而中医自然就成了传统医学的代表。
医院校，医院，不仅仅是对中医、西医以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研究，还开展了中医多学科研究，试图用现代生理、病理、药理以及物理、化学、生物、心理、数学、哲学等一切科学手段研究中医。例如，探索中医气的本质，经络本质，以及对阴阳、五行重新认识和解说等。
用现代科学研究古老的中医理论很难有突破，但对中药的研究有重大进展。
北京时间年10月5日下午17时30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名单揭晓，来自中国的女药学家屠呦呦获奖，以表彰她对疟疾治疗所做的贡献。屠呦呦女士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女科学家。
屠呦呦教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她是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发现者，在年获得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
此类发现还有望获诺贝尔奖的就是砒霜治疗白血病，即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当诺奖颁布给屠呦呦后，立刻引起中医界的激烈讨论，因为屠呦呦教授的发现，根本没有用到任何中医药理论，仅仅是从植物中提取到有效成分而已。
实际上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诺奖委员会的汉斯（HansForssberg）已经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诺奖委员会的的观点：
——中国记者：“关于屠呦呦，能不能说这是你们第一次颁奖给中医？你怎么评价这个领域的贡献？”
——汉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我们是把奖项颁给被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今天我们能够将这种新药推广到全世界。这是本届奖项的意义。因此，你可以说受到了传统医学‘启发’，但这个奖项并不是给传统医学的。”
这就好比，据说牛顿因为掉落的苹果而受“启发”发现万有引力，不能就此认为苹果树在物理学上具有什么贡献一样。
一名中医科学院的科学家受中药验方“启发”发现青蒿素，也同样无法表明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药有什么实际的贡献。
关键是她提取的是植物中的有效化学成份，所采用的是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技术，而绝非传统中医药的方法和技术。用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和探索中医药，本身就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部分，而绝非传统的中医药本身。
中医学第七次发展与互联网思维
我们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互联网时代。按照人类历史经验，每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都会造就新的思想，成就一批伟大的思想家。目前我们无法精准定义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但这个时代有几个特征可供我们借鉴，这对中医发展或许有新的突破。
去中心化与寡头化。
互联网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去中心化，这是一个草根崛起的时代，跨界混搭，外行颠覆，一个个大公司轰然倒下。学院派可能会被民间医生或是中医爱好者们所颠覆。
人们更趋向于社群化，无法用统一的模式控制人的思想，这更有利于中医各家学说的发展，中医新流派必然会大量涌现。
学医的人或爱好者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喜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家或几家中医流派学习和研究，最终自己开山立派，或者至少会有这样的冲动。
但残酷的现实是，去中心化的未来必然是寡头化。最终能够存活的并不多，最终被市场选择出的寡头才是中医发展的未来。也许这些寡头中存在一些没有接受过任何学院派教育，纯粹出于民间或爱好者。
匠人精神与粉丝经济。
社群化的人们又变成了以前的熟人社会，而对应于熟人社会的必然不是标准化、规模化的商业生产，而是手工作坊式的产品，甚至是为用户量身定制的产品。通过在熟人社会中的口耳相传，讲究的是“口碑”，铁杆粉丝在熟人社会中进行广泛传播。这些对于本来就习惯于个体化诊治的中医来说非常有利，这就意味着中医必然崛起。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仲景时代的“方证相应”，即根据一组症状（体征）或人的体质，无需辨病，也不用仔细辨证，就可精准处方，大数据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此时便可大行其道。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要求中医必须反思自身理论与实践的模糊性问题，中医必须数字化。中医智能机器人必然会出现。
以上仅仅是例举了互联网时代的三个显著特征，其特征还在不断高速演化与发展。如果“一部中医史就是一部中国思想史”的假设成立，那么，中医的未来必须借鉴互联网思维，中医发展必然会有新突破，中医大家也必然会大量涌现。
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认为，中华民族每七百年会大兴盛一次。
第一次兴盛是周公时的繁荣盛世；
第二次兴盛是汉武帝时的声威远播；
第三次兴盛是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
第四次兴盛是明太祖时的大明王朝；
第五次兴盛应该是在年以后的中国。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必然随之兴盛。习近平主席把中医药比喻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仿照中华民族大兴盛的周期规律，中医历史上也应该有五次兴盛。
第一次兴盛是黄帝内经时代；
第二次兴盛是以医圣张仲景为代表的汉代；
第三次兴盛是以药王孙思邈为代表的唐代；
第四次兴盛是以李时珍为代表的明代；
第五次兴盛应该是在年以后。
所以，能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身为中医人，我非常自豪。
中医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