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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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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普遍倡导“爱的教育”，很容易引起误解，认为父母的责任，在于给予子女充分的爱，导致了很多父母不敢对自己的孩子实施管教。

我们从现在青少年的诸多行为表现，不难明白“爱的教育”所造成的恶果，实在是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竟然不敢正视，更不敢加以检讨，还在高呼“没有问题青少年，只有青少年问题”，岂非自欺欺人、自误误人？

如果说“爱的教育”是现在人类的重大祸患之一，恐怕并不过分！我们当然不反对“爱的教育”，因为只要加上“合理”两个字，便可以化解很多问题。

“谈情说爱”这四个字经常连在一起用，但中华民族比较善于“谈情”，而西方人却是喜欢“说爱”。“情”字从“心”，必须由内心涌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发自真心”；声符采“青”旁，则象征美好悦耳，令人心生喜悦。

“爱的教育”，往往有爱无情，后果十分可怕。而“情的教育”，其中必然含有合理的爱。有人喜欢用“有差等”来加以描述，实际上则是有次序，合乎伦理的要求。以情爱自己，以情爱家人，以情治国，乃至于以情平天下，以情对待万物，层次分明，逐次推展，所以不应该说什么“差等”。

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但如何发而中节，也就是表达得合理，那就需要借助后天的教育。“发乎情而止乎礼”的主张，便是“喜怒哀乐”都表达得恰到好处的理想人格。

《论语·阳货篇》记载：宰我认为父母亡故，子女守丧三年似乎太久。他认为一年应该就可以了，所以提出来请教孔子。孔子反问他：“父母去世才一年，你便一切如常，更没有哀戚的心情，你觉得心安吗？”宰我回答：“安。”孔子说：“你若能心安，就这样吧！”但是孔子仍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感叹地说：“宰我真是不仁！孩子生下来，满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守丧三年，才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现代人碍于种种现实因素，没有条件可以守丧三年，那就另当别论。应不应该守丧三年，并不能因为做不到而加以否定。儒家重视孝悌，实际上不在于形式，不要求表面。孔子责骂宰我不仁，主要是因为他对父母无情，而不是守丧时间的长短。

现代人重礼，却照样无情，对中华文化的主轴，造成非常严重的扭曲和破坏。尤其是宋明理学，在这方面的把握，实在有回归原点，重新加以厘清的必要性。

《易经·序卦传》指出：“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大自然透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循环作用，而得以生生不息。人类如果只知道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凭什么成为“万物之灵”？又有什么资格“赞天地之化育”呢？

人类为了求生存，必须与外界接触，但由于资源有限而需索无穷，难免遭受到挫折或伤害。这时候，家庭的温暖、家人的亲情，自然就会成为最安全可靠的保障与慰藉。骨肉至亲，毕竟比各种关系都更为温暖有情。

家庭中有夫妇、父子、兄弟的名分，表示同样是爱，却应该有不一样的情；同样有情，仍必须严守不一样的限度。所以说，“礼是合理的情，情是合理的爱”，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家成为人们最安全可靠的坚牢基石。

中华文化是有情的文化，中华民族是有情的民族。发扬“情”文化，要先从家庭教育着手，做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然后再向外扩展，进而达成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正家而天下定矣！这种正常人情的推展，便是我们现在家庭教育的重点所在，也是我们的未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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