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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文艺复兴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分别是：

发生在公元8世纪晚期至9世纪的卡洛林王朝，由查理曼及其后继者在欧洲推行的文艺的复兴运动，主要的进步在文学、艺术、宗教典籍、建筑、法律哲学。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

当时欧洲普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除了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会读书，而低级教士的水平也是很低的，同样缺乏教育。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查理曼广纳欧洲的优秀学者来到帝国，恢复和兴办学校与图书馆，形成了文艺复兴的局面。

是欧洲中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一段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剧变，哲学和科学的源头重新被找回的时期。这一段时期为15世纪意大利文学和艺术的变化以及17世纪的科学革命铺路。

（意大利语：Rinascimento，由ri-“重新”和nascere“出生”构成，法语：LaRenaissance）是一场大致发生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化运动，在中世纪晚期发源于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后扩展至欧洲各国。“文艺复兴”一词亦可粗略地指代这一历史时期，但由于欧洲各地因其引发的变化并非完全一致，故“文艺复兴”只是对这一时期的通称。这场文化运动囊括了对古典文献的重新学习，在绘画方面直线透视法的发展，以及逐步而广泛开展的教育变革。传统观点认为，这种知识上的转变让文艺复兴发挥了衔接中世纪和近代的作用。尽管文艺复兴在知识、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引发了革命，但令其闻名于世的或许还在于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以及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博学家做出的贡献。

年开始的黑死病与鼠疫延续到16世纪，死亡了40%的人死亡。在黑死病导致的黑暗的中世纪旧秩序瓦解，封建体制崩溃，欧洲面临全面的崩溃与绝灭。文艺复兴并不是起源于工业繁荣，而是西方的涅槃重生。欧洲人开始解剖学与医学，达芬奇偷偷解刨了40具尸体。黄老鼠淘汰了黑老鼠最终使得黑死病与鼠疫减轻。

但丁的新生与再生的号召下文艺复兴开始。文艺复兴初期“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批判宗教守旧思想，讲求人文关怀，将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

家庭的原则是爱，

社会的原则是优秀，

政治的原则是实力。

他向君主献策，阐述了一套统治权术思想：

1、军队和法律是权力的基础。在和平时期军队起到维护社会治安，象征国家的军事力量的作用；在战争时期，军队就成为了君主抵抗外来侵略，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2、君主应当大权独揽，注重实力，精通军事。

3、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内怀奸诈，亦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均可兼施。

4、君主可以和贵族为敌，但不能与人民为敌。

5、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他所主张的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最著名语言“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14年政治生涯，特别是外交经历总结探索的结果。综观《君主论》，讲的是君主的治国之道和兴邦之术，主旨是君主或其他类型的专制统治，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中心问题不外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这两个方面。书里推崇的是强力而独裁的君王制度，深刻而鲜明地体现了作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特点。在《君主论》问世的年代，几乎一切引人注目的成功都是与各种卑鄙手段相联系的。那些建立丰功伟绩的君王们大都施阴谋、用诡计，甚至无耻地戏耍那些恪守信义的人们。《君主论》，被施特劳斯称作“邪恶的圣经”，乃一忠告君王的短书，焦点在讨论如何从外国支配下解放意大利的问题。《君主论》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惊世骇俗之书，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为世人瞩目。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论》这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在西方，《君主论》被列为最有影响和最畅销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剖析。作者本人也被称为第一位将政治和伦理学分家的政治思想家。

英王查尔斯五世对《君主论》“爱不释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克伦威尔一直珍藏着一部《君主论》的手抄本。

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在遭暗杀时，随身都带着一部《君主论》。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直把《君主论》作为自己每天睡前的必读书。

曾经在欧洲所向披靡的拿破仑最终在滑铁卢折戟沉沙，而人们在打扫战场时，在他的用车中发现了一部写满批注的法文本《君主论》。

实验科学代替经验。

明朝的衰落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

明朝的衰落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仅仅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年以后满人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

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一名匈牙利人就是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

在亚当·斯密创造出准确词句以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较少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但结果便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俄罗斯、德川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到大约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垄断权，因而如有必要，能够粉碎特别强大的臣属，即便后者躲到城堡高墙后面也在所难免。

哈布斯堡称霸欧洲失败，多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的存在再次成为基本原因。没有一个意大利城

邦可以在不受他国为维持均势而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加强自己；没有一个“新君主政体”可以在不刺激竞争对手寻求补偿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领地。到宗教改革顺利地、确实地进行时，在传统的均势竞争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对抗，这就使政治集权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在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都能见到，但并没有妨碍最终的统一。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或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矿床的地方，如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生产。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垄断海上实力，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坐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

历史学家提到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哥伦布时代”（即年以后年或年的欧洲霸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葡萄牙探险家在15世纪90年代以前或许已经抵达印度海岸，但他们的船舶仍然很少（经常只有吨），而且并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当然不能同一个世纪后航行于这些水域的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年的西班牙步兵优势。

查理五世继承了四个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提尔、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后来他的家族又得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时间里甚至还得到英格兰的王冠。他供养的军队有15万人左右，只大帆船。

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年到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这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陆军和海军两倍、三倍地扩充规模，更是火上加油。。查理退位时，留给费利普二世的国债已约有万达卡是皇帝当时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的倍。年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布破产。法国也被迫宣告破产，这是年双方同意在沙托·坎布雷齐和谈的主要原因。西班牙年的无敌舰队的花费竟达0万达。直到年，才实现停火，且停火本身也是年西班牙兵变并进一步瓦解而紧急促成的。

在年后的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体，几乎成为欧洲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主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欲为欧洲之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的历史。到年，即西班牙终于在《比利牛斯和约》［1］上认输之时，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个政治多元体，包含五六个主要国家，，另有几个小国。在这些主要国家之中，哪个在大国权力体系的变动中得利最多，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到17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军事集团有能力成为欧洲之王，而在此前几十年，却有几次似乎像要出现欧洲之王。

荷兰人在年终止了与西班牙在年达成的停战，开进莱茵兰与斯帕诺拉的军队对抗。在海外，荷兰远征舰队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成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年初与荷兰和解，承认后者的完全独立，不过是为了剥夺法国的一个盟友。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斗争仍在继续。德意志带来平静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冲突。余下的纯粹是法、西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个别国家和统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与政治的均势，确认帝国权威的局限性。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兰西留下来进行一场民族战争，而与宗教毫无关系。黎塞留的继承人、法国首相马扎林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年，他与克伦威尔的新教英国结盟，打击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谈。《比利牛斯和约》（）的条款并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与自己的劲敌和解，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欧洲丧失了优势。

年荷兰人劫持运银舰队的惊人之举（使西班牙及其居民失去0万达卡之多）。

佛兰德军在对荷兰的“八年战争中的费用支出极其惊人，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战线”。这是由于地形复杂、防御工事先进的原故。甚至当“三十年战争”进入高峰期，用在佛兰德驻军身上的金钱，仍相当于德意志驻军的5到6倍。一位西班牙参议员评论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从年到年，西班牙至少向荷兰军用财库输送万达卡，这比王室从印度群岛得到的总数12万达卡要多得多。从战略上讲，佛兰德的防御也更加困难；海路经常处在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控制之下，年荷兰舰队司令特隆普击溃一支装载增援部队的西班牙舰队就是明证。

依靠荷兰人，即使是在敌对期间：“到年，西班牙海港3/4的货物都是荷兰船运来的”，让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占便宜。毫不奇怪，西班牙一直不能维持贸易平衡，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再出口来自美洲的金银。年战争造成的可怕巨额费用，就这样强加到一个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社会身上。年，普通赋税的65%要用来偿付已经发出的债券利息。

年国家债务几乎达到3亿里弗尔，那年3万里弗尔的赋税有4/5已经派了用场，被事先花出去。法国是一个正在恢复的社会。但是，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其人口有万，西班牙的2倍，英格兰的4倍。16世纪40年代英国对法国、对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用掉了.5万英镑，约为王室正常收入的10倍。16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实力非常有限。英国在防御方面很强，拥有一些现代堡垒、炮兵、船坞、相当可观的军火工业，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不过，陆军的质量不高，又受财政限制，不可能进行一场大战。当伊丽莎白一世在年登上王位时，她的谨慎足以使她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在不超过这些限度的情形下达到她的目的。在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可图西班牙贸易让给了中立的荷兰人，敌人的私掠船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掠夺了不少英国商船。年西班牙军队攻陷安特卫普，这给阿姆斯特丹更多的机会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起作用，而荷兰人确实也是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发展贸易。他们控制有利的鲱鱼贸易，开垦海田，都增加了资源。他们的大型贸易船队，特别是那种简单结实的货船，到年包揽了欧洲大部分运输业，木材、粮食、布匹、盐、鲱鱼，由荷兰船只通过每条水路运输。荷兰卡尔文派牧师反感的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竟然愿意把这类物资运给他们的死敌西班牙，只要利润超过风险。国内进口大批原材料，由阿姆斯特丹、德尔夫特和莱登等地的各行各业“加工”。主要的工业有“糖加工、冶金、蒸馏、酿造、制烟、缫丝、制陶、玻璃、军工、印刷、造纸”，不用惊讶，到年，荷兰的67万人口中有56%生活在中等城镇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与之相比都显得落后了。

荷兰经济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

其一是海外扩张。虽然这项贸易与欧洲水域低级的但大宗的买卖不能相比，但也是共和国的另一项来源。“从年到年，每年有25只船到西非，20只船到巴西，10只船到东印度群岛，只船到加勒比海。年在安汶，年在德那地建立有主权的殖民地；在印度洋周围，亚马孙河口和日本（年）一带都建立了工厂和贸易站。”联合省和英国一样，在经济活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世界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而这个转移是年到年期间的主要世俗潮流之一；它开始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有利，后来就给那些更有能力从全球商业获利的政权以强大的刺激。

第二个特点是阿姆斯特丹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是这个共和国充当欧洲的船运商、交换人和商品经济人的必然结果。年与西班牙再次开战以后，这种能够轻易举债的能力就更重要了。虽然它显示了即使富国也在军事支出面前的退缩，它也证实了，战争胜利，取决于各方钱包的大小，而荷兰总能比其他国家耗得长久。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

第一个特点是，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先是稳定地、然后（19世纪40年代）是引人注目地发展，这一发展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区域加入以西欧——特别是以大不列颠——为中心的跨洋、跨大陆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关于自由贸易和国际和谐的种种思想的广泛传播，说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这种秩序与18世纪再三出现大国冲突的世界迥然不同。—年斗争——在19世纪以“大战争”著称——的动乱和付出的代价，促使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同样尽可能去选择和平与稳定，这种形势由于有了欧洲协作体或签订自由贸易条约等措施而得到了巩固。

第二，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一切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就此结束。如果还有冲突的话，那就是欧洲和北美对较不发达民族的征服战争加剧了，这些战争在许多方面是向海外经济渗透和制造业的产量份额锐减的军事伴随物。

第三，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技术，开始对军事和海战产生影响。

各方都注意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迅速取得胜利，而不是长期地动员国家资源和筹措新的收入。不论有多少新取得的资金，都不能使奥地利逃过年和年战场上的失败，也不能在法国的军队于年的战争中被击溃后把富裕的法国拯救出来。的确，在南北战争中，占优势的财政使北方战胜了南方，英国和法国比濒于破产的俄国更有财力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但这反映了它们经济上总的优势，在信用和财政这一方面胜过俄国。因此，关于19世纪的战时财政的作用，就不像前一时期那样值得一谈。

国际经济的成长、工业革命

激发的生产力、欧洲的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军事和海军技术的现代化、仅仅爆发局部的和短期的战争的事实——对某些大国当然比对其他国家更加有利。尤其是其中的英国，它得益于年以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总趋势是如此之多，以致它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类型的强国。

经济财富并不直接或经常转化为军事力量。

“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与年、年和年的几次政治“革命”相比，它是一个

逐步的、缓慢进行的过程；它只影响某些制造业和某些生产资料；它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发生，而不席卷全国。可是，这一切说明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即人类经济环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在年前后开始出现。有权威人士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野蛮的旧石器猎人向驯化的务农者的转变（这当然要缓慢得多）。工业化（特别是蒸汽机）所做的是以无生命的动力源代替有生命的动力源；通过利用机器——“迅速、有规律、精确、不知疲劳”的机器——变热为功，人类就能利用大量新能源。引用这种新机器的结果简直是惊人的：到19世纪20年代，操纵动力织机的人，其产量20倍于一个手工工人，而一台动力驱动的“骡”（即纺纱机）具有台手纺车的能力。一个火车头能运输需要数百匹马才能运输的货物，而且速度要快得多。的确，产业革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方面——例如工厂制度，或分工。但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是生产力的急剧增长，特别是在纺织业方面，这又转过来促进对更多的机器、原料（尤其是棉花）、铁、航运和更优质的交通等方面的需求。

正如兰德斯教授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人类生产力的这种空前的提高是自给的：在以往，生活条件（进而是生存条件）改善和经济机会增加以后总是紧跟着人口的增长，这样最后就把取得的收益消耗殆尽；现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和知识第一次在历史上迅速成长，其速度足以不断地产生投资和技术更新，这种情况把马尔萨斯明确的控制的上限提高到任何可见的限度以上。

后一句话也非常重要。

从18世纪起，世界人口的增长开始加快：

欧洲的人口从年的1.4亿增加到1.87亿（年），又增加到2.66亿（年）；

亚洲的人口从年的4亿多猛增到一个世纪以后的7亿左右。不论原因——较好的气候条件、生育力的提高、疾病减少——是什么，这样规模的增长是惊人的；虽然18世纪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也增加了，并且实际上是人口增长的另一个总的原因，但这个新增人口（和需要吃粮的肚子）的纯数字，在此期间有使农业产量增长的一切好处化为乌有的危险。

英国产业革命所做的（用很不成熟的宏观经济术语说）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这样在国家财富和人口购买力方面随之发生的增长，都不断地超过了人口增加数。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年的万增加到年的万——年增长率为1.26%时，它的国民产值的增长要快得多，在19世纪也许是14倍。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和2.25%之间，这要取决于统计数字所包括的地区。［1］仅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人均产量就增加了1倍半。至年英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增加了

15%到25%。年，联合王国使用1亿吨煤，万亿大卡的能，它足以供养8.5亿成年男人

达一年之久（当时的实际人口约3万）”。

英国在年的蒸汽机的能力约为万马力，这相当于0万个男人所能产生的力。但“这样多的人一年会吃掉3.2亿蒲式耳的小麦，这是至年整个联合王国年产量的3倍多”。无生命的动力源的使用，能容许从事工业的人突破生物学的限制，并且惊人地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而用不着屈服于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西方人对东方人蔑视）对比之下，艾什顿却清醒地注意到（晚至年）：今天，在印度和中国土地上的男女们受着瘟疫和饥馑的折磨，他们的生活在外表上只比白天同劳动、晚上同睡一地的牲畜稍好一些。这种亚细亚的标准，这种无机械装备的恐惧，就是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的命运。

贝罗克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也令人震惊——的见解：在年，欧洲和第三世界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相差还不太远，可是到了年，后者只是前者的1/18（2%比35%），只是联合王国的1/50（2%比%）。

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到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年，达到84%以上。

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前膛枪炮（雷管、来复线等）的改进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发射速度的后膛炮的发明甚至是更大的进步；格林机枪、马克沁机枪、轻型野战炮给一场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后几笔润色，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陈旧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胜的机会。此外，蒸汽推动的炮舰意味着已经称霸公海的欧洲海上强国，能够通过像尼日尔河、印度河和长江等大河道向内地扩张。这样，在—年鸦片战争的几次战

役中，装甲舰“复仇女神号”的机动性和火力对中国的守军来说是一个灾难，他们轻易地被一扫而光。但是一旦战斗在西方能部署机枪和重武器的开阔地展开时，其结果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在年的恩图曼战斗中，基切纳［4］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来复枪在半个上午消灭了1.1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只损失了48人。结果，火力的差距，像工业生产力上已经出现的差距那样，意味着领先的国家拥有的资源，为最落后的国家的50倍或倍，从伽马时代起尚不

明显的西方的全球统治，这时几乎没有止境了。

年左右，法兰西帝国盛极一时，直接统治疆域8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万。然帝国已盛极而衰，内部矛盾日趋严重，仅五载即崩溃瓦解。

二、英国充当霸主？

在—年期间，联合王国占“欧洲工业产量增长的2/3”，它在世界制造业生产的份额从1.9%一跃而为9.5%；在以后的30年中，英国工业的扩大又使那个数字上升到19.9%，尽管新技术扩散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在年前后，相对地说，联合王国可能达到了极盛时期，它生产了全世界铁的53%、煤和褐煤的50%，并且差一点消费了全球原棉产量的一半。“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似乎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60%的现代工业能力。”在年，它从现代能源（煤、褐煤、石油）消费的能是美国或普鲁士/德意志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倍。它单独占有全世界商业的1/5，但是却占有制成品贸易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扬着英国旗，而且所占的比率正在日益增加。所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为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地位洋洋得意，（按照经济学家杰文斯年的说法）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

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由于这种自信的表现和成为这种表现的基础的工商业统计数字，似乎说明了英国无可匹敌的支配地位，从其他几个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使之更加全面，这样做应该说是公平合理的。首先，这样说虽然有点迂腐——在年以后的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可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由于中国（和后来的俄国）的纯人口数字，以及农业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世界各地（甚至年前的英国）国民财富的基础这一明显的事实，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来没有像它的人均产量和它的工业化

程度那样令人瞩目。再说，“国民生产总值的量本身并无重要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万工厂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很快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年是强大的，的确没有遇到挑战，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另一方面（这第二点可不是迂腐的），英国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在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并没有组织起来以使国家迅速取得军事装备和人力上的升级，比如说，像17世纪30年代沃伦斯坦［6］做过的或纳粹经济将要做的那样。相反，与这一早期工业化同时盛行的放任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却宣扬长期和平、低政府开支（特别是防务）和减少国家对经济和个人的控制等目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年）中已经承认，容许保持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以便保护英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扰乱和入侵”，这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武装力量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不能像工厂和农场那样给国民财富增值，它们应该减少到与国家安全相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亚当·斯密的弟子们，尤其是理查德·科布登的弟子们假设（或者至少是希望）战争是最后采取的手段，在将来越发不可能发生，所以对组织国家准备战争的思想会感到吃惊。结果，英国的工业和交通出现了“现代化”，但军队的改进却没有跟上，军队（除了一些例外）在年以后的几十年停滞不前。

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不管英国经济地位是多么突出，它可能比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任何时候都更少地为冲突而进行“动员”。强调把国家安全与国民财富联系起来的各种重商主义措施，被坚定地排除了：保护性关税被取消；先进技术（例如纺织机械）出口的禁令被解除；目的之一在于保持一大批英国商船和海员以备战争的航海法被废除；王室的各种“优惠待遇”到此结束。对比之下，防务费用保持在绝对的最低水平上，19世纪40年代平均一年约为万镑，在较多事的60年代，也不超过万镑；可是在后一个时期，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共约10亿镑。的确，年以后50多年，武装力量只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整个中央政府的费用远不足10%。这个比率，比18世纪或20世纪的比率要小得多。这些数字对一个具有适度手段和野心的国家来说也是很低的。对一个设法“统治四海”并声称其巨大利益在于保持欧洲均势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真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规模，并不反映这个国家的战斗力，比如说像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那样；它的放任主义的体制，连同一个日益脱离贸易和工业的很不重要的官僚机器，也不可能动员英国的资源去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而不引起大动乱。

英国是另一种大国，它的影响不能用军事霸权的传统标准去衡量。它的强大，表现在其他某些领域，英国人认为它们远比一支庞大而又花钱的常备陆军更有价值。

在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一般地说皇家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力量。但是那种制海权常常要争夺，特别是要与波旁家族诸强争夺。特拉法尔加之战后的80年，突出的特征是，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或联合起来的几个国家，能够严重地对英国的海上控制进行挑战了。

英国势力的第二个重要的领域，表现在它的日益扩大的殖民地帝国上。

全国金融体制的改进，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刺激英国人向国外投资：在滑铁卢之战后的10年中每年约输出万英镑；到19世纪中叶已上升到一年0万英镑以上；在—年期间，一年上升到惊人的7万英镑。结果，英国从这类利息和红利中取得的收入，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每年能不费劲地达到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每年超过0万英镑。但大部分收入很快再向海外投资，实际上就像上升的螺旋形，这样不但使英国愈来愈富，而且不断地推动全球的贸易和交通。

大量输出资本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重要的。首先，海外投资的收益大大地缩小了英国一直承受的可见商品贸易的缺口。在这一方面，投资收入增加了来自航运、保险、银行业务、商品交易等方面已经相当可观的无形收益。这些收益合在一起，不但确保英国决不会发生收支平衡的危机，而且英国在国内外变得愈来愈富了。第二，英国的经济起着一个巨大的风箱的作用，吞进大量原料和食品，吐出大量的纺织品、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与这类有形的贸易相媲美并补充其不足的是航运网络、保险机

制和银行联系纽带。

除此之外，还有对金本位的日益接受和以向伦敦兑取的票据为基础的国际交换和支付机制的发展，所以以下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相信，通过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他们已发现了既保证欣欣向荣、又保证称霸世界的秘密。虽然有许多人——托利党的保护主义者、东方的专制君主——似乎仍过于迟钝而不承认这个真理，但经过这段时期，每个人肯定都会认识到放任主义经济学和政府的功利主义准则的基本有效性。虽然这一切从短期来看使英国人比以往更富有，但从长期看，这是否也包含了战略上的危险因素？通过明智的回顾，人们至少能发现这些结构经济变化的两个后果在以后将影响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

在这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蒸汽动力、制造业、铁路及后来的电力的来临，能使英国克服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和力量，这些发明也帮助了美国、俄国，尤其是中欧，因为对内陆的发展而言，潜在的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要大得多。用浅显的话来说，工业化所做的，就是使利用一个国家本地资源的机会均等，从而扩展了迄今由较小的那些海军兼商业的边缘国家所享受的优势，而把这些优势转给了以陆地为基础的大国。

第二个潜在的战略性弱点在于英国的经济日益依赖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金融。到了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各项出口构成了多达1/5的国家总收入，这个比率远比沃尔波尔时代和皮特时代为高；特别是对巨大的棉纺织业来说，海外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英国从主要是农业的社会转向主要是城市-工业的社会，国外的进口，不论是原料，还是（日益增加的）食品，都变得极其重要了。在发展最快的部门——银行、保险、商品交易和海外投资等“无形”的服务业中，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尤为关键。

世界是伦敦城的囊中物，在和平时期一切顺利；但如果发生另一场大国战争，局势又会怎么样呢？

三、“中等强国”

在每个大国中，大部分公民共操同一语言，共信同一宗教。至少90%的法国人讲法语，同样比率的法国人至少在名义上信仰天主教。10个普鲁士人中有8个以上是德意志人（其余大部分为波兰人），而在德意志人中，70%是新教徒。沙皇的万臣民尽管包括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少数民族（万波兰人，万芬兰人、埃斯特人、列特人和拉脱维亚人，万混杂的高加索人），但仍有0万人既是俄罗斯人，又是东正教徒。英伦三岛的居民中90%操英语，70%为新教徒。像这样的国家是不需要花多大力量去捏合的；它们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对比之下，奥地利皇帝统治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每想到这种情况，他就必定会呻吟不安。他与其万臣民是德意志人，但比这多一倍的人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有万匈牙利人、万意大利人和万罗马尼亚人。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根本没有答案。

哈布斯堡军队：在年（即为称霸德意志而与普鲁士进行一场决定性冲突的前一年），在其军队的花名册上有名德意志人、96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名意大利人、2名斯洛文尼亚人、名罗马尼亚人、0名塞尔维亚人、50名罗塞尼亚人、名波兰人、32名马札尔人、27名克罗地亚人和5名其他民族。

可是通过把力量集中在高质量的、而不是大量生产的货物上，每个制造业按人口计算的产值大大地增加了。法国人总的说来没有在国内向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投资，但这常常是计算得失的事，并不是贫困和停滞的迹象。事实上，国内有大量剩余资本，其中大部分在欧洲其他地方进行工业投资。法国政府不可能被资金短缺的问题所困扰，它在军火业和与武装部队有关的冶炼加工业中有投资。法国的发明家在佩克斯昂将军领导下生产了平射炮，他们进行了“拿破仑号”和“光荣号”的“划时代的造船设计”，还生产了米尼埃子弹和有来复线的步枪。

沙俄人口：

在—年期间人口迅速增加（从年的5万，增至年的7万，又增至年的1亿人），而城镇的人口增长得最快。铁产量增加了，纺织业的规模成倍扩大。在19世纪初期，俄国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但这与英国30倍的增长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俄国已从最大的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变成日益依赖进口西方制成品的国家。甚至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进步也需加

剖析。到年，俄国拥有略多于英里的铁路，而美国则有8英里。

虽然在年（俄国万，美国万）到年（俄国7万，美国3万）期间，差距大大地缩小了。更关键的是人口的素质：俄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奴，收入和生产力都低，而分得土地的，或住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的美国人。年人口只占俄国40%的美国，其城市人口却比俄国多一倍，生产83万吨铁（俄国只生产35万吨），消耗现代燃料的能源15倍于俄国，铁路长度是俄国的30倍（甚至是英国的3倍）。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一支2.6万名士兵的正规军，而俄国巨大的兵力则高达86.2万人。虽然4年的冲突是消耗元气和伤亡惨重的（北方联邦政府约损失36万人，而南方邦联则损失25.8万人［12］），但它也体现了美国拥有潜在的国力。当北方拥有将近万的白人人口时，南方邦联只有万。此外，由于移民（—年期间来了80万）和年征募黑人部队的决定（完全可以预料，这是南方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之前回避的事），联邦政府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约万人曾在联邦政府军中服役，—年的实力达到了顶峰，约有万士兵。只有约90万士兵曾经陆续为南方邦联军作战，它的最大兵力从没有超过47万人——这是年晚些时候达到的“最高峰”，从此人数就缓慢地减少了。年，北方拥有11万个制造业设施，而南方只有1.8万个邦联只生产3.67万吨生铁，而宾夕法尼亚一地的产量就达58万吨；纽约州几乎生产了价值3亿美元的货物——是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产值总和的4倍以上。北方则大量在国内制造步枪，生产的步枪近万支。南方只能生产少量枪支。。到年12月，北方联邦政府的海军共有艘战船，其中包括战争开始以来建造的艘汽船。到年初，它“应召”部

队的总数降至15.5万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现实主义的选择。

六、德国的统一

在19世纪80年代甚至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时一系列事件——法国取得突尼斯（年），英国干涉埃及（年），大规模“争夺”赤道非洲（年起），就阿富汗问题引起的英俄战争的威胁重新出现——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

年普鲁士式的

迅速打倒敌人取得胜利的观点，这就不足为奇了：铁路和动员日程、总参谋部制订的迅速进攻计划、速射枪炮和大量短期服役的陆军，这一切将被结合使用，以便在几个星期内打垮敌人。速射武器如果使用得当，将对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有利，这个观点当时尚无人赏识；也无人意识到美国内战中的不祥之兆，在那次战争中，民众不可调和的原则和开阔的地形这两者的结合，使冲突比当时的任何短期而尖锐的欧洲冲突更加漫长和残酷。战败国是那些没有进行19世纪中期的“军事革命”，没有取得新武器，没有动员和装备庞大的军队，没有使用铁路、轮船和电报提供的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没有供养武装部队的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这些冲突中，胜方的将领和军队不时在战场上犯下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决不足以抵消那个交战国在受训的人力、供应、组织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

滑铁卢之战以后半个世纪的特点是：国际经济的稳步发展，工业发展和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力的大规

模增长，大国体制的相对稳定和只限于发生在局部的短期战争的形势。此外，虽然陆军和海军武器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武装部队内部的新发展却远不如受产业革命和宪法-政治改革影响的民用事业的发展。这场半个世纪的变革的主要受益者是英国，不论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世界影响方面，它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很可能达到了顶峰（虽然第一个格莱斯顿内阁的政策有掩盖这个事实的倾向）。主要的失败者是欧洲以外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它们抵挡不住工业品和西方军事的侵袭。出于这一根本原因，工业化较差的欧洲大国——俄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开始丧失它们以前的地位，而新统一的意大利却从来没有进入一等国家的行列。

工业化特别提高了德意志和美国的地位，前者在年已经拥有世界工业产量的13%，后者那时甚至达到总产量的23%。

蒸汽动力、铁路、电力和其他现代化工具对具有意志和自由去采用它们的任何社会都有利。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

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然而世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快。

珍珠港事件以后的6个月内，日本军队横扫太平洋和东南亚，征服了欧洲列强在那里的殖民地，从南面包围了中国，并威胁着印度、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在苏德战场上，—年冬季一过，德军便重新发起残酷无情的攻势，向高加索挺进。几乎与此同时，在北非兵力少得多的德军在隆美尔的指挥下，推进到距亚历山大港不到55英里的地方。

尼米兹的舰载航空兵部队挫败了日军向珊瑚海（年5月）和中途岛（年6月）的进攻，并显示了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作战，海军航空兵是何等重要。年年底在中太平洋海域实施反攻时，2支掩护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强大的美国作战舰队本身还有4支快速航母特混编队（12艘航母）掩护。艾森豪威尔指挥的10万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从西面向德意联军发动“钳形攻势”，于年5月最终使大批敌军投降。

德军于年夏天重整旗鼓，集结了17个装甲师，用于包围库尔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次是规模最大的坦克大会战，红军投入了34个装甲师，以0辆坦克对付德军的辆坦克。虽然苏军的坦克在一周内损失过半，但他们也歼灭了希特勒装甲部队的大部，并开始准备向柏林方向实施坚定不移的大反攻。

年初，就在尼米兹挥师逼近日本，日本城市遭到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时，仍有万日军滞留在中国内地，还有约78万日军驻在中国东北。因美国潜艇的有效封锁，这些日军已无法撤退。。在—年间，由于过分迷恋战列舰，日本海军把资源用于建造“大和”级巨型战舰，却没有建造一艘护航驱逐舰。在此期间，美国则建造了艘。日本在情报搜集、密码技术及破译技术等方面也不如敌国。所有这一切对维持“大东亚共荣圈”所起的作用，就像德国人所犯的错误对维持“千年帝国”所起的作用一样。

“巴巴罗沙”行动使苏联经济损失巨大（煤产量下降57%，生铁产量下降68%）。但是，还应看到，苏联年生产的飞机比德国多0架，年多一万架。并且苏联是在一条战线作战，而德国是三线作战。凭借兵力、坦克、火炮、飞机日益增大的数量优势，从战争的第二年起红军事实上就能承受5∶1～6∶1的损失（尽管己方部队伤亡很大），以及击退兵力日衰的德军。到年初，仅在白俄

罗斯和乌克兰战线，“苏军的力量就已占压倒优势，在兵力上5倍于敌，装甲车辆5倍于敌，火炮和飞机方面分别是7倍多和17倍”。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法国的英美联军几个月前就占“很大优势（坦克为20∶1，飞机是25∶1）的情况下”，德军竟打了很多漂亮仗，并坚持了很长时间。

德军的作战理论强调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和分散决策，这比英军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战术，苏军不计伤亡、全线出击的进攻，以及美军热情有余而谋略不足的推进，要高明得多；德军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比任何敌手都丰富；德军参谋人员和军士的技能与训练素质非常之高，即使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如此。

柏林和东京一样，将自己的手伸得过长。年11月，约德尔将军估计，在东线有万德军（和少得可怜的28.3万轴心国友军）在同万苏军作战，另有17.7万德军驻在芬兰，48.6万驻在挪威和丹麦，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占领军有万。“还有61.2万被牵制在巴尔干，41.2万在意大利……希特勒的军队遍布整个欧洲，但每一条战线在人员和装备数量方面都处于劣势。”这些话也可用来描述日军，它稀疏地分布在从缅甸到阿留申群岛的广大远东地区。

即纵然把法国算在德国一边，同盟国也具有2倍于轴心国的生产能力（根据年不十分确切的数字，但这些数字肯定低估了美国的生产能力），3倍的“战争潜力”，3倍的国民收入。到年和年，同盟国的战争潜力就已转化为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等武器装备。事实上，到—年，仅美国一国就已能每天建造1艘军舰，每5分钟生产1架飞机!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若以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年的亿美元增至年的1亿美元；若以目前的美元价格计算，则增至2亿美元。

在战争结束时，华盛顿的黄金储备为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亿美元的2/3。再者，“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生产量是由美国承担的；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这使得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就是在数年后，美国产品仍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表现在其军事实力上。在年战争结束时，美国有万名现役军人，其中万人驻在海外。（到年，美国陆军的人数只有4年前的1/9）由于美国在战后初期设想自己在海外的作用将是有限的，它认为用其现代化武器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更好的选择。当时美国海军雄踞全球，“独一无二”。其舰队拥有1艘大型军舰。美国的“制空权”则更为壮观：它的多架重型轰炸机。；它的0架超远程B-29型轰炸机曾使许多日本城市化为灰烬。现在它又有了像B-36型轰炸机那样更为强大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年，美国在欧洲驻有69个师，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驻有26个师，而在美国本土却一个师也没有。

俄国人口损失骇人听闻：军队损失万人，～万平民被德国人杀害；再加上因粮食减少、强制劳动和大量增加工作时间而造成的“间接”战争损失，“在—年间共有～2万苏联公民过早地死去”。在德国占领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物质损失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被占领地区的万匹马中，被宰杀和掠走的达万匹，2万头猪中被抢走万头，13.7万台拖拉机、4.9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和大量的牛棚、农场等其他建筑物被毁。运输网遭到的破坏是：6.5万公里长的铁路线被毁；损失了15台机车、42.8万节车皮、艘内河船舶和被占领区内一半的铁路桥。这一地区近50%的城市居住面积、万幢房屋被毁，农村地区房屋被毁达万幢。苏联就又恢复使用它在年后利用本国资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老办法：继续强调生产资料（重工业、煤炭、电力、水泥）的生产和发展运输业，从而给消费品工业和农业生产带来损害，并且自然地将军事开支从战时水平上削减下来。结果，苏联在克服了最初遇到的困难后，在重工业方面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奇迹”，其重工业产量在—年间增长了近1倍。

苏联帝国的壮大似乎证实了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们的预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资源将被一个庞大的军事强国控制；海洋强国若想保持全球力量均势，须抗击该国向大陆边缘地带的进一步扩张。

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亿美元，拥有万军事人员；苏联的军费开支略多（亿美元），而其武装力量却极为庞大，共有万人。

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虽然支持欧洲的英、法民主国家，但却想肢解英、法在欧洲以外的帝国。美国在战争中已耗资亿美元（至少相当于今天的2亿美元），先后向战区派出万以上的部队，牺牲官兵5.4万。从年至年，美军地面部队的兵力实际上增加了三倍。，美国“思想库”的战略制定者和文职分析家们，还在绞尽脑汁地制定根据“灵活反应”，由于陷入丘吉尔所说的“相互的恐怖平衡”之中，由于无法再回到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没发明之前的世界，华盛顿和莫斯科便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核技术，准备核战争。

美国在30个国家驻军万，是4个地区性防务联盟的成员，还积极参与另一个联盟的活动。此外，它与42个国家有双边防务条约，参加了53个国际组织，对全世界近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

赫鲁晓夫想使俄国受到尊重，甚至热爱，而不想让人们害怕俄国。他还想减少军费，增加农业投资，多生产消费品。他的外交总政策反映了他有结束冷战的愿望。他不顾莫洛托夫的反对，从奥地利撤军，将波卡拉和旅顺两个海军基地分别归还芬兰和中国，并与南斯拉夫改善了关系，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只一条”。

四、两极世界的解体

在军事上，苏联已经十分接近美国，并且它们都依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例如，在年，美国和苏联的防务开支分别达亿美元和亿美元，分别相当于中国（亿美元）的3～4倍国97亿美元，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英法国99亿美元，西德亿美元）的8～10倍；美苏两国的武装部队分别达多万人和多万人，比欧洲国家的大得多，比中国那万人的军队的装备精良得多。

两个超级大国都有0多架作战飞机，比上述大国多10倍以上。年，两个超级大国的作战舰艇的总吨位分别达万吨（美国）和万吨（苏联），大大超过英国（37万吨）、法国（16万吨）、日本（18万吨）和中国（15万吨）。但是，最大的差距表现在核投射工具的数量方面。每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如此巨大的抹掉对方（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的能力——因此而出现了很快被称之为“互相确保摧毁”（MAD）的事态——以致它们开始考虑做出安排，采取各种方式来控制这种核军备竞赛。

—年，事态进一步恶化了：MAO谴责俄国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然后谴责他们同美英两国一起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苏联沿中国边境部署的作战师数量由年的15个增加到年的

21个和年的30个”，年战斗师数量的激增是由于年3月达曼斯基岛（珍宝岛）发生的那场严重的冲突而引起的。“到年，苏联在沿同中国长达4英里的边界线上共部署了44个师（相比之下，在东欧才有31个师），同时苏联空军的1/4也由西方向东方部署。苏联正在考虑对（中国设在）罗布泊的核设施实施一次预防性的打击——而这又促使美国制定自己的应急计划，因为美国感到不能容许苏联消灭中国。自美国在年考虑过同苏联一道用“预防性的军事行动”制止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以来，华盛顿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中国的强硬的独立路线在各个方面使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和不规矩，尤其是在亚洲。莫斯科向印度求爱大大刺痛了中国人；它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向新德里赶运军用补给物资的行动甚至更加刺痛了中国人。所以，北京在巴基斯坦同印度发生冲突时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援，并对俄国人入侵阿富汗表示强烈愤慨，便毫不奇怪了。

戴高乐使法国脱离北约组织的军事结构，在年把该组织的总部从巴黎赶走，关闭了所有在法国领土上的美国基地。与此相配合，他设法改善了法国同莫斯科的关系；在莫斯科，他的行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约翰逊追随肯尼迪向越南一再增兵（年最高峰时曾达54.2万人），但从未满足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需要；政府坚持认为这仍是一场有限冲突，拒绝征召预备役部队参战，也从未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如从年或年向后看，人们可能发现，这场冲突已对美国全球性的过分骄傲（或如参议员富布赖特所谓的“力量上的傲慢”）产生了一种有益的震撼，从而迫使这个国家更加深入地考虑自己的政治和战略上的利弊得失，更加明智地重新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年以来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

基辛格采取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处理世界事务：强调从更大范围观察事物，而且把一切事物互相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判断大国应根据其所作所为，而不应根据其国内的意识形态；用绝对主义观点观察安全问题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那种做法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绝对安全——人们能够指望获得的只是建立在世界事务中合理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相对安全；老老实实地承认整个世界永远不会达到完全的和谐一致，并且要有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愿望。同他所描述过的政治家（梅特涅、卡斯尔雷、俾斯麦［5］）一样，基辛格认识到了“知道何时适可而止，乃是运用智慧处理人类和国家事务的开端”的真谛。他的格言是帕麦斯顿［6］式的（“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和俾斯麦式的（“如果我们与中苏双方保持比它们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则中苏之间的敌对最有利于我们的目的”），并且与凯南［7］以来美国外交中实行的信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基辛格比他的19世纪欧洲政治家中受尊敬的同仁们拥有大得多的机会指导政策的实践。

最后，基辛格承认美国力量的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美国无力在东南亚的丛林地中打一场持久战争和保卫它的其他更加重要的利益，而且还表现在他和尼克松都能洞察世界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力量正在破坏两个超级大国一向未遇到挑战的霸权。从严格的军事力量意义上看，后面这种情况还远远未成气候，但在其他方面，世界已变得更加多极化。他在年指出，“在经济方面，至少已出现5个主要集团。从政治上看，更多的势力中心已经出现……”由于附和凯南的观点（加上他自己的修正补充），基辛格指出了5个重要的地区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不像华盛顿的许多人士和（可能）莫斯科的每位人士那样，他欢迎这种变化。大国实现和谐，互有节制，任何一国都不想控制他国，可以创造“一个比在两极情况下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而在两极并存情况下，“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绝对所失”。基辛格怀着对他个人在这样一个多极世界上保卫美国利益的能力的信心，在最大意义上彻底重塑美国的外交。

年后中美友好关系的稳步恢复所引起的这场外交革命，对“全球的力量关系格局”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极世界已转化为多极世界，这一点基辛格很早就发现了，并着手进行调整。（下面还将看到，三个新的政治兼经济力量中心——西欧、中国和日本——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自己的问题，但与这里所讨论的无关。

五、变化中的经济格局（—）

：西德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人口比例，从年的24.6%下降为年的7.5%；同期法国则从28.2%降为12.2%（年进而降为8.8%）。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急剧增加；西德的人均收入从年的美元猛增至年的美元；意大利从年的美元增为年的美元。西德每千人的汽车拥有数量从年的6.3辆增至年的辆；法国则从37辆增为辆。无论你对此作何估价，尽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实实在在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考察一下每个老牌强国所发生的变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的总增长伴随着各种不同的发展速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记者们夸张地称之为“意大利奇迹”。该国国民生产总值年之后以3倍于战争期间的速度飞速增长，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年才减慢下来。

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给了英国当头一棒，这不仅暴露了英镑的疲软无力，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许可，英国就休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动用武力。在新的经济繁荣形势下，英国大量进口设计更为精美的欧洲产品和亚洲的廉价商品，随之导致收支失去平衡，英镑危机和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更加强烈。在不同的时期，英国政府采取了控制市场价格、制定提薪法规和收紧银根等一些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但这些措施很少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受到外国竞争者的削弱；曾经盛极一时的造船工业变得越加依赖于海军一家的订货；电子产品与摩托车的生产厂家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在这一趋势下，也有一些公司（如帝国化学公司）例外。伦敦商业区的金融业运作良好，零售业也依然十分发达。但是，受到侵蚀的英国工业基础却已无法挽回。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但并未从那里得到它所希望的灵丹妙药。英国一方面把自己拴在欧洲共同体实行的农产品高价政策上，同时把国内市场敞开，引来了制造业更为激烈的竞争。北海油田也并非天赐宝物，它虽

然为英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但又使得英镑升值，损害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

英国

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年的8.6%，降为年的4%。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急转直下，从年的19.8%降为年的8.7%。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但后来西德、日本、法国一一超过了它，欧洲许多富裕的小国人均收入也纷纷超过了它。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可自由支配的人均收入被西德、法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抛在后面，降为更加接近于地中海国家的水平。当然，英国在世界贸易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还应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由于特殊的技术与历史条件，英国在早些年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与贸易额，既然那些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英国的地位相应下降乃理所必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经济衰退趋势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它仍然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与劳埃德·乔治时代甚至年的克莱门特·艾德礼

时代相比，目前的英国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泱泱大国，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大国罢了!

联邦德国仍拥有欧洲最发达的基础设施，拥有丰富的国内资源（从煤一直到机床厂），同时还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这一点在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学习美国的管理思想。它的大银行再一次得以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发挥重大作用。它的化学和电气工业不久也东山再起，成

为欧洲工业中的巨人。大量卓有成效的汽车公司，比如大众和梅塞得斯（奔驰），对数以千计的供应厂商具有必然的“增效作用”。随着出口的兴旺，德国已成为世界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美国的出口大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和经济社区要求吸收“客工”以满足其对非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德国经济再一次——这是年中的第三次——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发电厂”。

即使在年和年间，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增长了1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7%。随着它的总投资额达到欧洲最高水平，德国厂商就能获取现成的资本，从中得到巨大好处。它的钢产量在年实际上还等于零，不久就居欧洲之首（到年超过了3万吨），其他的工业也都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成就。在国内总产值方面，它每一年都取得最高的增长率。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在

年只有亿美元，而10年之后却跃居欧洲第一（约亿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超过了0亿美元。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年不过美元（当时美国为美元），到年已猛增至美元，超过了美国的美元的人均数。年复一年，德国的出口盈余日渐积聚，随之而来的是德国马克的比价经常向上调整，实际上已成了一种储备货币。

欧洲经济共同体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地区（尽管相当一部分属于欧洲内部贸易），到年，它已拥有世界最多的货币和黄金储备；它生产的汽车（占世界产量的34%），无论比日本（占24%）还是比美国（占23%）都多，它生产的水泥也多于美日，它的粗钢产量仅次于苏联。年10国共同体的人口总数远远超过美国，而与苏联基本相同——各有2.72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大于苏联，甚至比整个经互惠国家的总额都多。

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它的钢产量在年只有万吨，年则达到万吨，年又跃至14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发电量在同期内也从4万瓦/小时，上升到29万瓦/小时和129万瓦/小时；汽车产量也从7.4万辆跃至52.4万辆和万辆；而且这个成就单子还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它的整个工业产量在年代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假定

年的增长指数为，那么到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同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太空探索和军事装备上的惊人成就一样，都显示了苏联人的卓越才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的经济比斯大林统治时期要繁荣得多、基础雄厚得多，而且其绝对量一直稳步增长。

然而有两个严重缺陷使这些成就黯然失色。第一点就是苏联经济增长率长期稳步下降。从年以来，它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从每年的两位数向下降落，越降越低，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每年只增加3%～4%，而且仍在下降。

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以下两点：即长期影响苏联农业僵化的体制和恶劣的气候。因此，不论苦恼的计划人员和部长们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对农业的投资多么慷慨大方，苏联农业净产量的增长率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4.8%降到60年代的3%和70年代的1.8%。考虑到农业在苏联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人口在年以后的30年中增加了8万，它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总的增长要远远低于其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后者本身又有点像“强制性”的成就。第二个严重缺陷是可以充分估计到的、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年，一个美国农业工人生产出的粮食足够满足65个人的需要，而它的苏联同伴生产出的粮食却只能养活8口人。

据贝罗克统计，到年，美国在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比已降到44.7%，到年降至31.5%，而且仍在下降。几乎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央情报局的经济指南也证明，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年的25.9%降到了年的21.5%（尽管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短期

的升值可能预示着这一比例在以后几年中会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生产大大倒退了（除了那些西方世界中普遍衰落的工业部门），而是说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生产大大地提高了。汽车生产也许是说明这一问题中两种趋势的最简单明了的例子：年，美国生产了万辆汽车，占当年世界汽车产量1万辆的52%；到了年，由于世界汽车总产量达到了0万辆，尽管美国的产量增至万辆，但它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23%。

美国的衰落，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正常”发展。

除了为军事目的进行的投资以外，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与其他国家相比正慢慢减少；而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国防开支却比西方集团中的任何国家都多。另外，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口正从产业部门流向服务业，即进入低产领域。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这多种经济趋势都被下列可喜的景象所掩盖：美国高技术（特别是在空间领域）的惊人发展，刺激消费者对日新月异的汽车和彩电的消费欲望的高度繁荣，美元作为外援、军事开支或者作为银行和公司的投资从美国向世界贫困地区的转移。在这一方面，想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谢尔温-施赖伯提出的“美国的挑战”所引起的普遍恐慌，是有启发意义的。当年所谓“美国的挑战”来自以下事实：美国大量地向欧洲（广而言之是世界各地）投资，据说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经济卫星国；像埃克森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引起的普遍畏惧或者憎恨；与这些趋势相联系的，还有同美国商业院校所普遍传授的先进管理技术相一致的各个方面。从某种经济观点来看，美国投资和生产的转移，的确是经济力量和现代性的证明，因为它们利用了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保证其产品在海外市场畅销的广阔渠道。但是，一段时间过后，资本外流的势头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开始超过美国通过工业制品、粮食的出口和“无形”的服务业带来的贸易盈余。美国在世界（经互会除外）黄金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从年的68%降到年的27%。

在私营部门这一增长率从（—年的）2.4%降到（—年的）1.6%，直至（—年的）0.2%——这一不可阻止的长远趋势要小一些。它们的意义也许还不如以下几种正在发生的巨变：日益上升的联邦赤字可以被看成凯恩斯主义式的对经济的“推动”，但却付出了昂贵代价——从国外吸收大量资本（美国高利率的诱惑）使得美元价格上升到不正常的水平，以至于使美国从纯债权国变成了纯债务国；美国制造商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同进口的汽车、机电产品、厨房用品以及其他商品进行竞争。因此，毫不奇怪，人均生产总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现在开始在这一名单上向下滑去。

年代，美国仍然维持着自由世界的秩序，而且它自己也日益依赖于此。尽管它在世界财富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甚至比估计的还要快些，但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重新分配所带来的环境，对它本身的开放市场和资本主义传统并没有什么抵触。最后，即使美国在生产上的领导地位因某些国家经济的更快发展而受到削弱，但在真正的国家实力的几乎各个方面，它仍然对苏联保持了非常可观的优势，而

且通过坚持企业家的信条，美国仍然为管理上的首创精神的发挥和技术革新的涌现开辟了广阔前景；相反，它的马克思主义对手在接受这些东西时所面临的困难却大得多。

在生产力平衡上这些长期的变动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同其所具有的强权政治的含义结合起来才意义深远。正如列宁在—年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才必然地导致个别大国的兴起和其他一些大国的衰落：半个世纪以前，就资本主义力量而言，德国同当时的英国相比还是一个可怜的、无足轻重的国家。日本同俄国相比也同样微不足道。但是，10年或20年后，还能肯定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实力保持不变吗？绝对不可能。

虽然列宁的话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但是这一规律看来适用于所有国家；不管它们赞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迟早将引起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变动。这正是20世纪以前的4个世纪之内大国发展所遵循的历史模式。紧接着而来的便是，过去20—30年中世界生产中心的不寻常的迅速变动，必然会对今日主要大国未来的大战略产生影响，因而当然值得另辟最后一章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