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广义经济学存在西方经济学（微观）与政治经济学（宏观）两大分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思想是自由竞争之下的市场经济，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应该由市场配置，自由流动、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商品价格由市场发现。换言之以市场的基础作用来有效配置市场各种要素的流动。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负责制定规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种理论流派。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决定生产关系的则是制度，从制度流变来看对于生产资料的垄断式生产关系最为低效，如奴隶制或者封建农奴制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因此政治经济学认为应该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经济范式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应的特殊经济学，由法国人蒙克莱田提出，主要理论由马克思、恩格斯奠基。在这个理论指导之下，出现了中央统制的计划经济模式，采取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组织产品（此时没有商品）生产并进行劳动成果（并非所谓商业利润）的统一平均分配。力图回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自由竞争机制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以及消灭“剥削”。因此，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大门派研究的本源，是在于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驱动原理研究。

此外，人口经济学从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也进行了若干理论探讨。这里面近代英国人马尔萨斯、中古时期中国人洪亮吉、英国人凯恩斯都对人口之于经济发展提出了若干理论设想。年美国人彭格勒出版《人口经济学》一书，系统阐述了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使得人口经济学也被列入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下，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首先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索洛理论模型。索洛理论是指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所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理论。索洛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一个新的增长模型。这个模型假定：第一、资本——产出比率是可变的；资本和劳动可以互相替代；第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价格机制发挥主要调节作用；第三、不考虑技术进步，技术变化不影响资本－产出比率，因而规模收益不变。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K/K+（1－a）△L/L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依据这一模型，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解释年之后美国、德国在电气化工业革命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同时，由于当时的美国移民广泛流入、德国统一以后国内形成统一大市场以及人口增长，人口经济驱动对于美、德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以索洛理论、人口驱动经济发展两大理论是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这一点政治经济学给出了一定解释，这就是“生产相对过剩”。所谓相对过剩，指的是在人口因素不变、市场总需求不变情况下资本投入超过了实际资本投入总量，导致产品供应大量增加引发产品价格崩溃。政治经济学认为这是资本天生的贪婪所造成的。因此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需要研究经济伦理学。当然，这就扯得太远了。在西方经济学来看，经济危机是政府对规则制定的不完善造成的，以及政府应当进行危机干预，这里面的代表人物还是凯恩斯。

在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等国，年以后基本上实行中央统制的计划经济模式。这套模式排斥了自由竞争，以人口需求基数作为商品生产的计划性安排。此类模式不存在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要素，生产关系由官方确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战时或其他非常时期）能够起到快速积累资本的目的，但是它牺牲的是消费对于经济的推动力。由于不存在消费市场，也就不存在价格发现，该套经济模式在实践上实际是废除了市场，违背了经济规律，因此必然迫使居民设法得到更多更好的消费需求，会导致产业结构失调、生产力低下、消费经济严重落后、国际贸易失去平衡导致国家负债增加。如我们看到：

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年以来的顶峰状态。农业生产总值或者说粮食总产量达到4亿斤（万吨），工业总产值超过年的60倍；年中国总人口约10亿。苏联的情况是年左右达到经济增长的最大规模，总体GDP达到同期美国的65%，同期苏联总人口2.5亿。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其中南斯拉夫在年左右人均GDP甚至为中国的35——40倍，成为欧洲中等收入国家。然而，这一切在年以后均出现了巨大变化，各计划经济国家先后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通货膨胀上升、人均收入下降等经济问题，政局更是出现了大幅动荡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剧烈变化。则从年——年约30年时间里（我国因“文革”有所延后），是何种因素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完全失败？

这里面就涉及到周期理论了。

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工业革命在欧洲基本完成第一阶段以后，西方经济进入了“周期”循环模式。这一周期的开始，从法国革命开始计算，认为法国革命后欧洲大陆基本实现了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普遍进入了经典经济周期。第二轮工业革命的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主要特征是电气化革命、动力革命。标志性事件是电气化铁路、电灯、发动机等的出现。按照前述索洛——米德模型就是变量△T/T出现了突变，使得经济增长率大幅提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进入加速阶段。在欧洲，德国的经济总量迅速超过法、英居于欧洲前列；美国则依靠其广阔的国内市场，经济总量在年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首位。在苏联，则是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及“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工业总产值在年左右超越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如图：

在人口方面，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主要参战国劳动力人口损失严重。到战后的年左右主要国家的人口恢复增长，其中美国、苏联、德国、法国等国家经济增速较高。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驱动包括电气化革命后端、人口恢复增长以及移民流入。一战的爆发延缓了电气化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大幅增长，使得市场需求在战后快速增长并在——年达到一个峰值。电气化革命带来的产业经济技术革新的影响，跨越了第二个“周期”从而使得欧洲国家一次大战之前存在的商业“生存空间”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里面一个主要问题是一战以后各国竞相推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拥有广泛殖民地的英法，以及视美洲为其势力范围的美国，均实行了贸易保护。没有商业生存空间而经济快速恢复并迅猛发展的德国面临着糟糕的贸易环境，再次成为大战发起者。

战后的年，一是全球大致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使得经济发展具备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二是电气化革命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仍在继续，新的技术不断出现，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较快的经济恢复。尽管存在6年大战的阻碍，并不妨碍电气化革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广泛推动。相反，6年大战的阻碍，使得经济增长在战后以更猛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普遍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如——年间日本经济增速达16——17%，德国超过14%，法国达到12%等等。

在苏联，中央统制计划经济模式之下工农业发展迅猛。——年苏联经济增长率超过9%。而正如前文所述，苏联采用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成果统一平均分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使得苏联在工业产业门类上发展极为不均衡，不去考虑消费对于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消费品生产仅仅满足于居民生活所需。大量劳动成果被应用于重工业方面，致力于输出本国经济模式。这一经济治理思想在二战结束以后继续得到强化。中央统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积累起苏联较为庞大的重工业系统，电气化革命带来的科技成果同样大量应用于重工业方面；农业领域继续实行集体农庄的共同劳动、均衡分配的办法，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在年以后连年下降。全社会劳动成果大量应用于重工业、国防领域。年苏联人口2亿，到年苏联人口2.7亿，事实上到了年，苏联经济已经无法维持下去，驱动这种统制经济模式的体制已经无法再度提高经济效能了。无论工人和农民均对上述体系下从事劳动生产失去了兴趣。假如我们从年起套用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规律，发现苏联经济的没落，也是在年之后，经历了25——30年，就维持不了增长了。而且积重难返，最终崩溃了。

在中国，——年的经济增速达到12%；——年达到9%（文革中被打断）。

所有上述国家的经济增长，自年起，大致增长了25——30年，到——年的两度经济危机，高速增长阶段告一段落，进入经济发展迟滞阶段（——）。这个迟滞阶段，对于一些经济转型的国家如俄罗斯、东欧诸国，极为痛苦。

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标志是——年的次贷——金融危机。当前属于新一轮25——30年的长周期经济上升时期。这一轮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速顶点，将出现在——年间。而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资产价格的顶点将提前出现，从大周期角度就应该出现在年左右。离目前约10年左右时间。从一个人的一生来看，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宏大牛市了。

这一轮经济周期的驱动因子，我们援引前文的索洛——米德模型，则△T/T置换为信息科技创新驱动，一次更为广泛的科技创新正在眼前，它将快速提升经济增长；从人口经济模型的角度，对于经济增长又存在向下的拉动，这是负因子。但总体上来说，对于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具备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其GDP很可能在这个时期超越美国。

从实证角度来看，经济发达水平与人口增长率呈负相关。因此人口质量是经济增速的加速因子，高素质、高技能的人口质量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此外，人口年龄分布则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高度相关因子，年龄层次越低（学龄除外）消费动力越强，对于经济增长越有正向刺激作用。我们还是以前文的经济驱动理论，在索洛模型当中，把人口出生率简单地转化为人口增长率进行理解，人口增长率的水平决定资本达到稳态的经济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稳定的人均资本和人均GDP越低，GDP总量增长率越高，但人均GDP增长不受其影响。对世界上相当国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往往人口增长率高的国家人均收入较低。但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人口增长率越低，因为受到女性受教育的水平，社会观念等等因素的影响。

目前我国东南沿海进入人口低速增长时期，老龄化现象开始比较严重。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日益加重，这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隐患。从西方国家应对老龄化和经济增长的措施来看，推动技术进步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唯一途径；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巨大，除了老龄化，又存在生育率低、房价过高带来的抚育成本高昂等问题。西方国家如日本将老龄化问题转换为经济问题来应对，发展老龄经济，是一个方法。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福利成本高昂的问题。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问题的较为严重的出现，很可能出现在年左右，即年世代之后出生的人口进入经济产出最高的黄金年龄、同时——年出生的人口步入老龄化。

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或者说经济增长率，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由于在实证上我们得到结果，证明经济发达程度与人口出生率成反比，一定程度上经济发达程度可以以GNP来进行量化，证明在以美元价格不变下GNP超过美元以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当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并非其他非经济原因，而是人均抚育比可能因为老龄化出现了上升所导致；在西方国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个人消费支出占据个人收入的绝大部分，抚育比较低，但国家福利支出处于高位，实际上是个人抚育支出出现了转移。中国的这一情况，大致认为会在——年间人均抚育比将达到最高程度，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普遍的“一孩制”所导致的家庭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一对夫妇将赡养两对老人。这一情况继续制约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直至新一轮经济周期和人口周期的出现。

5Octo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