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的故事，提起斯巴达的勇士，你一定想起下面这个形象。斯巴达以军事立国，崇尚武力。小孩子刚一出生就要接受身体检查，只允许身体健康的活下来，长到六七岁就要离开父母，接受军事强化训练。他们建立的防线固若金汤，他们的军队所向披靡，斯巴达军队曾经打败了薛西斯大帝率领的二十倍于自己的波斯军队。

在公元五世纪，斯巴达盛极一时，他们征服了拉哥尼亚和麦西尼亚之后，将那里的人们俘虏，强行带回斯巴达，充作奴隶。从此不仅男人无需继续在田间劳动，女人也无需再做家务了。斯巴达女人开始接受教育，并获得财产继承权、所有权和遗赠权，这些权利在古希腊是前所未有的。

可是强大的斯巴达最终没有能够挽救衰败的命运，这么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会衰败呢？有谁能将它摧毁呢？它自己！

据亚里士多德所说，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斯巴达人口就开始减少了。他们不愿意生养孩子，而是选择更多的外出旅游或享受奢华生活。由于奴隶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生养自己的孩子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初，斯巴达的公民人数减少了大约80%。人口减少，军队萎靡，最终他们被曾经的敌国征服了。

布赫霍尔茨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繁荣的代价》一书中，他从经济史的视角给我们揭示了富裕国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为什么历史上那些繁荣盛极一时的帝国，终究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败？

布赫霍尔茨认为，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就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这会带来新的障碍，从而导致国家难以运转。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繁荣社会中。人类的行为变得扭曲，崇尚炫耀和金钱，拒绝抚养孩子，为的是可以让自己过得富足。这导致家庭必将后继无人，城市衰落，国家不堪一击。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18和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工业革命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飞速的发展，同时人们也不再愿意生那么多的孩子。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生育率骤降70%，这不是政府的命令，也不是因为瘟疫或者是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而是人们的选择。

布赫霍尔茨进一步指出，假如一个国家在连续25年的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超过2.5%，那么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就会降至人口置换率的水平，也就是说每个妇女只有2.5个孩子。如果GDP总值连续增长三代人的时间，那么生育率通常会降到2.1以下，如果要维持稳定的工作人口，就必须通过移民来保障，然而多元化会带来其他危机。

尽管各国政府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以提高生育率，然而把生育率提升至置换率以上的各种努力看起来都是徒劳的。

如果说宋朝人过于养尊处优，才导致灭亡，那么奥匈帝国也是亡于繁荣。做到居安思危也许比筚路蓝缕更难。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奥匈帝国的经济一直持续发展。维也纳产生了一批新的歌剧院、市政厅、议会大楼等新建筑，这里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和商人。

从年到年，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奥匈帝国内部的人均收入增长更快。然而，最终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飞速发展，国内人口增长持续放缓，同年至年相比，生育率在年至年有所下降。

或许我们认为富裕的国家可以平息国内的紧张局势，然而伴随着不断增长的经济，还有日益严峻的种族冲突。《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在布达佩斯的演出，就能引发骚乱。

很多维也纳人选择移民到美国，因为他们发现，与自己的“同胞”相比，他们与美国人的共同点更多。

维也纳都教堂

作者摄于奥地利

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告诉年轻的莫扎特说，他喜欢这位天才音乐人最新创作的那部歌剧，但是觉得里面音符太多，删去一些音符就完美了。莫扎特面对这位统治者讥讽道：“陛下，您脑子里知道哪些音符呢？”

与大清帝国的贫穷不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最后的岁月里并没有出现经济崩溃。在其统治的大多数疆域内，经济都在持续增长，尽管增长率低于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

随着家庭购置了织布机、收割机等新工具，帝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年，农业出口额激增45%，纺织品和地毯的出口额也大幅增加。~年，伊拉克地区的贸易翻了两番。~年，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借债进行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政府并没有债台高筑，直到19世纪下半叶，帝国变得越来越富之后，政府才负债累累。

然而与经济的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丹无法构建一种持久的、广泛的或强烈的团体优越感，谁还愿意为帝国的存在继续效力呢？

凯末尔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现代的土耳其，他对教育进行了改革，给予妇女权利，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激发了爱国主义，并不惜以虚构的方式杜撰了一部分民族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是他发明了“土耳其”。

凯末尔的改革成绩斐然，土耳其经济迅速发展，没有发生像魏玛共和国一样的恶性通货膨胀并导致纳粹上台。

蓝色清真寺

作者摄于伊斯坦布尔

日本电视台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日本人心中，版本龙马是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排在拿破仑、莎士比亚之前。坂本龙马是“日本帝国海军之父”，明治维新的功臣之一。

如果将明治维新看成是一种革命，那么明治维新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同时实现了三个目标：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几乎不流血），在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基础上使国家团结一致，以及借鉴西方的文化，在几乎每一件事情进行了彻底的革新。

换做任何一个其他民族，这三个目标都不能同时实现，甚至一个都不能实现。且不要说是革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由于太过胆怯，连推动一场变革的能力和勇气都没有，因为有太多的受益者和太多的官僚在阻碍变革，这让他们胆怯，日本人的变革精神、爱国精神令全世界汗颜。

宗教在这种团结中常常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宗教religion一词的来源是拉丁动词religare，意思是"团结"。这就是为什么流离失所年的犹太人仍然能够找到回家的路——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没有提及上帝，但换了一种说法，提到了“以色列的磐石”，可以指《圣经》或者是“上帝的允诺”。

日本也在明治维新的大规模变革时及时回头，复兴了神道教和日本的神话传统。

金阁寺

作者摄于日本

经济学有一个基本观点，资源的配置比资源本身更重要。果尔达·梅厄是以色列的建国先驱，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曾经以自嘲的方式来解释国家所面临的苦难：“人们难以原谅摩西，因为他费尽心血率领犹太人在沙漠里前进了40年，结果却把他们带到了中东一处没有石油的地方”。

“这里唯一的资源就是沙子”，这是梅厄最开始面对的国家现状，犹太人没有寻找借口，毕竟找到一个地方建国就已经不错了，谁又会把膏腴之地白白给人呢？

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古里安说：“假如我们不从事各种劳动，无论是轻松或者是繁重的工作，无论是熟练的工作还是不熟练的工作，假如我们只是成为地主，那么这不会成为我们的祖国”。

几十年后，这些沙子已经被制作成了硅。以色列自己的“硅溪”（siliconwadi）所推动创建的高科技企业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人均）。曾经寸草不生的地方开始出口农产品，“迦法柑橘”成为以色列的象征，特拉维夫则人称为“大橘子"。

年苏格兰举行了独立公投，独立诉求以45%的高比例险些过关。苏格兰人要摆脱英国，不是因为他们比以前穷了，而是他们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富裕，这就是繁荣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白热化的总统选举也让世人开始对这个世界第一强国另眼看待，硅谷的繁荣掩盖不了这个国家被深深撕裂的事实。

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多元化。多元化的社会带来创新与活力，但同时会因为身份认同的原因造成社会撕裂。这就是日本人社会为什么一直排斥外来移民的原因。那么如何能够鱼和熊掌兼而有之呢？答案是国家必须能够创造出超越DNA的关系纽带。

国家必须向自己的民众和新的移民传递一种意识，也就是自己的民族性格以及与之相结合的仪式和故事，没有这样做的社会都已消亡，留给后人的只有遗迹和回忆。如果说全球化的离心率让国家内部出现分裂，那么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那些世代传颂的故事则将人民凝聚在一起。大清灭亡之后，中国避免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般的土崩瓦解，也是因为有这种故事在起作用。

一个没有共同语言、共同传统和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重蹈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或者南斯拉夫的命运。

一个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有凝聚力的国家，其国民必须表现出坚毅的精神和品质。坚毅指的是不停奋斗，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的精神。

国民的精神就是国家的精神，它不取决于领土是否广袤，不取决于基因或者种族，而是来自于国民的性格以及为之奋斗的信仰。这种精神曾经是缔造美利坚的基石，如今正在变得暗淡无光。

我不是美国人，美国是好是坏与我什么相干呢？那支撑我民族的精神在哪里？我看了看房间里的孔子像，瞥了一眼书架上的《联邦党人文集》，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