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翻译使得异质文化间的沟通与认知成为可能。然而，在人类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外在的语言符号与其“深层结构”的基本语义存在差异性，表现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价值观念等的冲突与矛盾。这形成了翻译的“不可译性”。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让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国，需要实现跨文化翻译的纠偏与“镜像传真”，有必要将语言、文化以及文化语境放在一个大的框架内予以整体考察，在开展跨文化翻译时消除可能的文化语境误解，这将有利于更好地开展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国际传播及让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国。本期特别策划特邀相关专家学者就中国文化“走出去”在翻译中的误读、失真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跨文化翻译实现“镜像传真”的路径与思考。

任文：文化外译——哲学符号学“认知差”概念的启示

翻译与文化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翻译既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异质文化之间的相遇。尽管“文化翻译”这个概念如今已经超越了翻译研究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至少在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理论中也被频繁使用的术语，但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翻译”依然主要局限于翻译学领域，即在宏观层面如何通过翻译表征另一种文化、协调文化差异，在微观层面，更多倚重归化还是异化达到文化输出与共享的目的。

在论及文化外译原则与翻译策略的著述中，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坚持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以我为主”原则，呼吁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追求最大限度地展现真实的中国形象；受此思想指导，必然是“异化”主导的翻译策略。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尊重译介规律，更多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和阅读习惯，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以期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其实，无论是“以我为主”还是“尊重他者”的文化立场，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异化还是偏归化的翻译策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点，而是两点之间的连续统。“以我为主”的主张必须回应外译之后的文本是否可以在异域的文化土壤中获得“后起的生命”这一担忧，而“尊重他者”的诉求也不能不考虑过度归化的文本在消解了陌生性之后是否还能真实表征源文本的观点、立场和态度。译者究竟是把读者引向作者，还是把作者引向读者，或是让他们彼此在（跨）文化旅途中的某一点相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主体在面对异质文本时的认知差。

赵毅衡认为，“认知差”是不同的认知（意识）主体对某一问题在某一时刻达到的认知状态之间存在的差别。认知差的存在会引发认知意义流动，而意义的流动由认知主体的理解与表达来实现。理解是指人的意识在面对文本时对它们的意义进行认知；表达是人的意识在面对他人时解释其已经拥有的认知。尽管获取意义和表达意义通常由不同的认知主体完成，但其基本动力是一致的，即认知主体感觉到他的认知状态与对象之间存在需要填补的落差。

相比早些年，域外民族（特别是西方民众）如今对中国的认知差已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弥补，这不仅表现在越来越多相关信息量的拥有，也表现在认知兴趣的增大。根据我们对美英两国主流媒体的统计，在刚刚过去的5月，在短短31天里，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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