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年６月23日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座谈会，作者汪晖也应邀出席。这是作者在会议上针对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所做的回答。

非常感谢复旦的朋友们组织这个座谈会。我先归纳一下大家的提问。在大家的提问中，有两个问题比较集中，一个问题是关于帝国和国家的问题，比如张汝伦先生提的就是“帝国—国家二元论”的问题，曾亦先生就公羊学问题发表了看法，即怎样理解公羊学的家法和它在思想史上的展开，以及如何理解经学和政治的关系在现代语境当中的意义，从大的方面着眼，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还是帝国—国家的问题。白钢先生提到的方法论的矛盾也是集中到帝国—国家二元论的问题上。另外一个跟这个问题相关，就是关于中国政治的正当性的讨论，许纪霖先生提到了这个问题。丁耘先生也问：下卷集中到的科学话语上，上卷集中展开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关系似乎展开得不充分。这个问题其实也跟帝国—国家问题密切相关。

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其他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方法论问题上，比如邓志峰先生讲到思想史写作的前提问题，道德—政治二元论的概念，等等。洪涛先生讲到我们应该以中国看中国，还是以西方看中国，或者是以今观古，或以古观今。郭晓东先生的讨论也是讲中西互释当中的问题。在讨论方法论的时候，好几位先生都问道：这本书为什么从宋代讲起？换句话说，如何评价京都学派的问题？在这个方法论问题的背后，有一个主要的关切，比如：从帝国—国家等问题出发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是不是也是西方中心主义？我在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解释中国思想的“内在视野”的问题，而大家问的是这个内在视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在视野？

此外，上午在罗岗先生的发言中，他问及：如果现代中国思想中各种对现代性的批评最终也被某种程度地归纳到现代的体制内部，那么，存在不存在替代性的方案或者走出这个现代之可能性？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陈卫平先生提到叙事的问题，科学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问题，其中特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位置的问题，这是我书里提到但没有真正展开的，我把陈先生的问题与罗岗的问题一道放在最后回答，它们涉及的都是前瞻性的问题。

三组概念：帝国与国家、封建与郡县、礼乐与制度

我不大喜欢一般地讲方法，坦白地说，即使讲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从一个具体的话题上——比如说帝国—国家这个问题上——来展开讨论。在我的书里，特别是在第一卷中，其实就政治的概念而言，有两组不太一样的概念，我在论述的时候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分别地使用这两组概念，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组概念是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帝国和国家，这一组概念针对的是当代学术中盛行的或者现代以来流行的民族主义的分析框架，以及这个分析框架所依赖的“世界历史”的目的论叙述。我试图对它提出批评性的论述。的确，我在批评帝国—国家二元论的过程中没有完全放弃帝国这个概念，而是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给出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我后面再谈。第二组概念是郡县和封建，实际上，我在讲儒学的时候，从宋代一直讲到清代，凡涉及政治解释的时候，我很少使用帝国或国家的概念，而是从儒学家们或士大夫们使用较多的范畴即郡县和封建着眼。比如在解释宋代天理之成立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了围绕着郡县和封建问题展开的儒学辩论，并力图从这个儒学辩论的内在问题着眼来分析历史变迁。在宋学或者清代学术的语境当中，直接地使用帝国和国家等范畴，虽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至少要作出清晰的界定，而在近代的语境或现代的语境里面，相对而言，这两个范畴的使用就自明一些。

在解释宋代的时候，我讲到礼乐和制度的分化，但我不是一般意义地将礼乐与制度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描述性范畴加以运用，而是将这一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置于宋代道学和史学的视野内部，从而让这一表面看来的客观历史叙述同时变成了一个历史判断或价值判断的领域。对于宋代儒者而言，这一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的命题是政治性的，密切地联系着有关郡县和封建的政治思考，以及从这种思考出发展开的对当下政治的判断。就儒学家们、宋学家们而言，他们力图在日常生活层面恢复宗法，这种复归古制的行动不能单纯地被看作是复古，而必须置于对于科举制度和郡县体制的正规化的批判性的理解之中才能被理解；他们并没有简单地要求恢复古代的选举，而是要在新的语境中对科举制度加以限制和补充。他们批评两税法，讨论恢复井田和宗法，其含义也都必须放在同一个逻辑中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看到道学的形式中所深含的政治性思考，离开了郡县和封建的理念及其历史观，我们不能解释道学或理学的政治性；离开了这种政治/历史关系，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宋儒对于天理的范畴如此用心。通过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对比，以及封建与郡县、井田与均田、学校与科举等等的辩证对立，天理世界观得以建立和展开的历史动力便内在地呈现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道学也好，史学也好，他们对历史和宇宙的叙述也便与某种政治合法性的思考关联起来了。

我所谓的内在视野是与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思考密切相关的。从北宋到南宋，道学家们的思考逐渐地集中到了天理这一范畴上，从而形成了后来称之为理学的儒学形态。天理概念看起来是很抽象的，与这一直接相关的概念如理、气、心、性以及格物致知等论题，也与先秦、汉唐时代的儒学关心的问题有所区别。许多受欧洲近代哲学影响的人立刻在本体论、实在论和认识论的框架中对宋代思想进行哲学分析，在我看来，这个方法本身是外在的，是按照欧洲哲学的范畴、概念和框架建立起来的解释体系。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出于对这种观念史方法的不满，试图对思想史做社会史的解释，这是一个重要的尝试。但社会史分析的那些基本范畴是从近代社会科学中产生出来的，比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范畴及其分类，是近代知识和社会分类的产物。当我们把许多历史现象放置在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范畴之内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是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以及从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出发反思地观察我们自身的知识、信念和世界观的机会。上午王家范老师提到经济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观念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我所提的内在视野也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考。在思想史研究当中也存在着一种简单的社会史倾向，人们很少想到：社会史也好，经济史也好，这些范畴本身是现代知识的产物、是现代知识体制及其分类原则的产物，思想史的问题当然有其经济史层面、政治法律等等的层面，但是我们要问这些层面、这些问题在儒学的视野内的意义是什么？现代知识包含了一种目的论的倾向，它通过公理化的分类将对历史的解释和研究纳入既定的架构内，却逃避了对这个架构本身的质疑和追问。这些对于历史对象的解释常常更像是自我解释或自我确证。这并不表示我们只是要简单地回到原来的概念那里，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在我的书中，天理的世界观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通过追问为什么在宋代的特定语境中天理范畴成为一个新型世界观的中心范畴，以及哪些人提出这一范畴，这一范畴在怎样的条件下被具体化和抽象化，我力图在抽象的范畴与社会演化之间找到内在的联系。

在这里，有一个中间的环节，就是通过分析宋学内部的形而上范畴——如天理——与宋代思想提出的那些直接的社会性命题之间的关系，重新接近宋儒视野中的历史变迁和价值判断。但是，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只是将天理或气、性或格物致知等概念或命题放置在一种经济史、社会史或政治史的叙述之上，我们不但会将复杂的观念问题化约为经济、政治或军事问题，而且也忽略了被我们归纳在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范畴内的那些现象在古代思想世界中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些观念放置在特定的世界观内部进行观察，并从这一世界观的内在视野出发解释那些被现代人归纳在政治、经济、军事或其他范畴中的现象及其与天理等范畴之间的关系。

我一开始就从欧阳修和几个史学家的历史叙述当中寻找切入点，特别是历史写作中的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区分，在我看来，这个区分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陈述，而且是在儒学内在视野中展开的历史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儒的政治理想在历史叙述中的展开。宋代儒者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辩论经常涉及封建与郡县、井田制与两税法、选举与科举等问题，每一组命题又被放置在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或汉唐之法）的历史叙述之中。在现代知识的架构下，我们可以把这些有关封建与郡县、井田与两税法、选举与科举的问题放置在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解释方式之中加以处理，但考虑到我在前面所说的“内在视野”问题，我们不能不追问：封建制或郡县制、井田制或两税法、选举制或科举制的问题在儒者有关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历史叙述中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意义呢？这些问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或制度问题，但在儒学的视野中，这些对立范畴之间的关系是和三代以上/三代以下的历史区分、“礼乐与制度的历史分化”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不能简单地用政治这个范畴来表述，经济也不能用经济这个范畴来表述，因为两税法的问题、井田制的问题、宗法的问题、皇权的问题、科举制的问题，是在封建的理念、三代的理念、礼乐论的内在框架中展开出来的，它们的意义无法简单地归结为现代社会科学所说的制度问题。

我在书中特别地展开了对于“时势”这一范畴的分析，因为中国的历史意识或者说儒学的历史意识与此有特殊的关联。近代西方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是时间，直线进化的、目的论的、匀质空洞的时间。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个历史观的转变，其实这个转变就是历史范畴与时间范畴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目的论就是通过这两者的结合而被赋予历史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导论部分对黑格尔主义的批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现代民族主义叙述也是在这个时间的认识论中展开的，民族主体就是依赖这个认识论的构架建立起来的。用“时势”这一概念就是为了重构历史叙述的认识框架。在儒学的视野内，与时间概念一样，“时势”的意识也是和历史观、历史意识相关的，但它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空洞的概念；它是对历史变化的自然展开过程及其内部动力的叙述，这个自然展开过程本身并不依循什么目的；目的的问题存在于置身变化之中的人对于价值（天理、礼乐、三代等等）的寻求，从而天理、礼乐、三代之治等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内部。“时势”的问题在宋代的思考中变得非常内在（“理势”概念就体现了这一转向内在的取向）又非常重要，但它并不仅仅依存于宋学，我们在顾炎武、章学诚的经学和史学中都能够找到这一历史观的不同的展现方式。。

和其他的范畴一样，“势”也是很早就有的概念，但无论是“时势”的问题，还是“理势”的问题，在宋代思想中具有特别的一些意义。道学家们考虑到整个的社会变化或历史变化，特别地讨论了所谓的礼乐和制度的分化，他们不是简单地在两者之间加以褒贬，而是将这个分化看成是历史变迁的后果。宋儒一边追慕三代的礼乐，一边高举天理之大旗，为什么复归古制的诉求又转化到抽象的天理之上并落实在个人的道德实践之中呢？没有一种历史的看法，这两者就无法真正衔接起来。在这里，礼乐和制度的分化确实不是宋儒自己的表述，而是我从他们的各种表述中归纳而来，所谓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区分不正是他们的基本的历史看法吗？我的这个归纳也受到钱穆和陈寅恪两位先生在解释隋唐史时就礼乐与制度的不同观点的影响。不过，在我的解释中，“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与他们讨论的具体语境是完全不同的。钱穆指责陈寅恪在分析唐代历史时对礼乐与制度混而不分，造成了问题，他批评陈先生把本来应该归到制度当中的东西都归为礼乐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问，先秦的时候也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界限，那么，钱穆先生的这个二元性的看法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呢？从相反的方面说，在宋代以后的语境中，礼乐与制度被看成是两个相互区别的范畴，陈寅恪为什么在解释中古史时要混而不分呢？我们知道陈先生对宋代及其理念有很深的认同，他是一个史学家，但正像中国古代的历史叙述本身包含了历史理念一样，陈先生的叙述不会没有他的理念在里面的。要求将两者区分开来或将两者混而不分，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问题。在史学写作中，人们往往把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看成一个历史的事实并加以展开，在南北朝或隋唐历史研究中，这个区分也许是必要的；然而，无论是陈先生的混而不分，还是钱先生的分而述之，都是在宋代以后有关历史变迁的视野中产生出的历史观。礼乐与制度可以是混而不分的，而在一定的时期又必须分而治之，为什么？从儒学的传统看，这个分与合的辩证与儒学、特别是孔子有关礼崩乐坏的表述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不是一般的历史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一个从什么角度、视野和价值出发叙述历史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表述为一个历史过程，但同时必须了解这个历史过程是从特定视野出发展开的历史判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宋儒恢复宗法和井田的实践、批判科举和严刑峻法的论述，都包含了一种以三代礼乐判断郡县制下的新的制度性实践的含义。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区分，礼乐与制度的对立，由此也就获得了它们的直接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不是平铺直叙地展开的，而是通过天理世界观的建立在更为深广的视野内展开的。

在我看来，当我们从这样一个植根于儒学的历史视野出发展开天理之成立、展开那些被当代史家放置在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文化史或哲学史范畴中的问题时，我们也就是从一个内在的视野中诠释历史。这个内在视野不是简单地以今释古——以今释古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而是以古释古——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但内在视野的逻辑不止于此，它还包含以古释今的取向。我刚才提到我们今天单纯地当作经济政治范畴的那些问题，在另一个历史语境中是不能单纯地当作经济政治问题来解释的，例如，郡县、封建等等概念在儒学世界中是一个有着内在完整性的思想世界的有机部分，只有通过这个思想世界，现实世界及其变化才被赋予了意义，也才能够被把握和理解。内在视野是不断地在和当代的对话过程当中产生的，它提供了我们反思的视角。我自己可能做得不够好，不过，我想说的是，从方法上说，这不仅仅是用古代解释现代，或用古代解释古代，也不仅是用现代解释古代，而且也是通过对话把这个视野变成我们自身的一个内在反思性的视野。其实，只有反思性地看待我们自己的视野，我们才能获得所谓以古释古的机会，否则这个机会也不会到来或存在。以古释古是自我反思的产物，我们不能从字面上自明地去理解这个问题。由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区分，由礼乐和制度的分化的视野，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自身知识的局限。

历史叙述中的国家与帝国

既然从中国历史内部展开了郡县与封建的问题，为什么又要讨论帝国和国家的问题？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问题最为集中，我的回答也稍为复杂一点。我在导论中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是有一些理由的。第一个原因，19世纪以降的历史叙述有两个主要的母题，一个是民族国家，另一个资本主义。霍布斯鲍姆曾说，假定19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有一个什么中心主题的话，那就是民族国家。在19世纪以降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叙述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述是通过和其他叙述的对立构造出来的，所谓帝国和国家的叙述，就直接地表现了这个对抗。为了与西方现代性叙述相抗衡，京都学派提出了“东洋的近世”、“宋朝资本主义”等论题，关于这个学派与日本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之间的政治性关系，在这里暂略过不谈。我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