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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量南方官员调动北方，

背后是区域协调、

统筹发展的大智慧

纵览中华文明，自“秦王扫六合”以降，团结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而对于一个超大型国家的治理，官员的选聘和任用极为重要。

中国自古就有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安排、调任官员的传统：一来可以防止地方官员依托宗族势力坐大；再者还可以促进各地官员理政经验的交流借鉴，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近年来，中国南方高级干部调去北方省份治理，北方政治骨干送到南方历练的事例，已数不胜数。在上个月最后一天，某东南沿海“计划单列市”市委书记，就被中共中央调任中国最北方省份，担任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中国政坛这种“南水北调”现象，究竟有何深意？我们不妨听听著名学者，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黄少安的评析，从中管窥中国大量南方官员调动北方背后的，历史溯源、现实因素和政治智慧。

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之争”古来有之。从秦汉隋唐，直至北宋，中国的地域分割更多体现在“东西之分”：熟悉历史地理的朋友们都知道，早期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高大威猛的崤、华群山将华北大地分为东西两侧。

大致来讲，崤函之西是战略“形胜之地”和政治中心，历朝历代，偏爱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而以洛阳为核心的关东地区则是经济中心。

直到唐代早期，长安粮食供给不足时，帝王亦常常率领文武百官前往东都洛阳“就食”；宋代尤其魏晋之前，江南地区被视为“蛮荒之地”，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两汉之后，北方战乱丛生，氏族“衣冠南渡”，百姓顺势迁徙。广大华南地区逐渐得到开发。至南宋时期，华夏大地的经济中心基本转移至南方。“松江衣被天下、苏湖熟天下足”的经济格局就此奠定。中国地域分野开始以“南北论调”，并影响至今。

从现实层面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亦起于南海之滨。历经数十年的“比拼博弈”，神州大地的“南北之分”已是愈发显著。年，北方经济大省山东某市委书记，在率团考察嘉兴、泉州、宁波、苏州、南通等南方城市后曾感慨道：“感觉我们跟人家不在一个时代！”

单就最直观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在新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南方城市可谓“碾压”北方诸城。去年中国社科院财经研究所与经济日报社联合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8次报告》。

该报告中，年中国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深圳、香港、上海、北京、广州、苏州、台北、南京、武汉、无锡，北方仅有帝都北京“独孤求败”；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杭州、成都、宁波、佛山、澳门、长沙、青岛、常州、东莞、郑州，北方也只有青岛和郑州勉强入围。

显然，南北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而这个差距还在逐年扩大！刚公布不久的科创板首批名单，9家企业，南方占据8席，北方仅占1席。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排名，前十城市中，南方占9席，北方只有北京1城入围。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实际的经济发展数据：

从经济总量看，北方GDP总量约为23万亿元，只占全国总量不足30%，而南方占比则超过70%。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南北方的经济增速差距由年的0.3个百分点扩大至年的1.9个百分点；从GDP排名来看，以“共和国长子”东北三省为例，其经济总量排名一路走低。

黑龙江

黑龙江从年的第12名滑落到年的第25名，吉林从年的第19名滑落到第26名。而东北经济强省辽宁的境况也并不乐观，年辽宁在全国排第4位，年滑落到16，变成一个中游省份。

而且从走势看，这些省份还都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从居民储蓄率来看，年，全国各城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前十中，北方城市依然只有北京和天津，其他8个城市，均位于南方:分别是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南京和苏州。

另外根据黄少安教授的研究，以浙江、江苏、福建、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城市，向国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远远高于以山东为代表的北方经济体，而个人所得税是居民收入的重要反映指数。

1.“全国一盘棋”的国家战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再次直面本文主题，中国大量南方官员调动北方，背后是有什么深意？其实，这就是“全国一盘棋，兄弟同心互助”的政治智慧。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地区互帮互助的传统：“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平日闲来无事，我们也会相互“地域黑”，调侃取乐逗闷子。但一旦危机来临，华夏儿女一定是勠力同心，众志成城。日寇入侵，中华民族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人人守土抗战。

“万里长城永不倒，中华御敌志不熄”；和平年代，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新冠肺炎来袭，中华子弟更是打着“都是中国人，手伤脚也疼”的旗帜，南来北往，相互支援。这是大一统国家的最大优势所在，也是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根本所系。

在这里，我们要集中驳斥一种谬论：“国家统一，利国不利民”。他们的逻辑是：国家统一只能是增加统治者的权势，于普通民众无益；即使“国家分解”，未尝不是像西欧那样“富国遍地”；地区相互支援只是不公正的“劫富济贫”。

例如，针对当前中国许多北方省份养老金告急的现状，财政部某官员曾发声：用南方多年的滚存结余调到东北救燃眉之急。简单点来说，这就是养老金版本的“南水北调”。

一言激起千层浪！一些网友再次进行了“南北论战”：一边是南方朋友义正言辞的反驳：凭啥动我们的蛋糕？另一边则是东北兄弟理直气壮地发声：“共和国长子”为新中国建设付出了多少！

地区各自为政，自扫门前雪，真的好么？我们先看看历史：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欧民众有何收益？实际得利的只是少数寡头罢了；强大的南斯拉夫解体后，“富国遍地”何在？塞尔维亚人民生活水平当真高了么？

从现实看，我们中国人常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保证数十年长盛不衰。当今时代危机无处不在，只有“东西南北”相互扶持，优势互补，携手并进，形成有机统一体，才能增加抗风险能力。防止中国任何一个地域因各种危机“跌入深渊”。

计划经济年代，东北和华北的煤炭、石油、钢铁等工业资源撑起了包括华南在内的共和国工业化的脊梁。没有那个时代打下的完善的工业体系，南方经济很难有如今的辉煌。

到如今，国家基于“区域协调、统筹发展”的大格局、大智慧，将南方高级干部频繁调任北方，这对于民族国家的复兴繁荣的全局意义重大。

2.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政治智慧

毛主席依据党的历史经验，作出过一个带规律性的重要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黄少安教授也有一个重要结论：“在我们国家现有经济体制下，官员的个人的素质和眼光和决策的能力还是很重要。”

中国大量南方官员调动北方的背后，也是希望经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锤炼的南方高级官员，为祖国的北方政坛带去锐意革新的新气象。那么，党和国家究竟希望这些来自南方的高级干部，在哪些领域进行革故鼎新？

第一，帮助北方城市提高创新能力。产业结构是南北方经济差距的重要表现形式。根据黄少安教授的研究，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南方省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即“新旧动能转换”。

而同时期的山东却在经济上欢迎广东、浙江等地落后产能的转移。虽然短期内经济增长率会比较高，但是实际上把自己摆在了接受落后产能转移的位置，其背后反映的，是地区创新能力的差距。

如果单纯从表象上看，北方的科技创新“家底”并不弱。以高校系统为例，北方的中科院系统、诸多“、”高校，集聚了大量的包括院士、长江学者在内的高级人才。

在最近一次的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评选中，北方高校入选者甚至高于南方。但是南方的科技人才更注重的，是创新本身而非人才“帽子”。

比如，北方海洋大省山东的海洋领域院士数量全国第一，但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海洋科学“状元”的桂冠却被厦门大学夺得；山东海洋经济GDP总量约为1.6万亿，而广东已超过2万亿。

所谓独木难支，一花难独秀，没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即使院士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对于调任北方的南方干部而言，如何在北方经济实力较弱的情况下，提高地区创新驱动能力，是对其政治智慧的考验，也是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时代使命。

第二，帮助北方城市完善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北方城市偏好大型国有企业，计划经济的模式。从体制上讲，国企就是“大政府”的一部分，国企领导都有对应的行政级别。各级官员对于国企的管理和经营手段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政府普遍强势并控制和分配资源。

同样是民营企业，南北方也存在质的差距。以山东为例，全国人民包括山东自身都存在“山东民营经济不发达”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山东的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民营企业数量及其全国强企业的数量，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也就是说，山东民营经济实力强劲，但地位不高。为何如此？

黄教授给出的解释是“山东的国有企业很国有企业，山东的民营企业也像国有企业”。简单讲就是，山东民营企业始终处于国有企业的“依附”地位。山东的许多大型国企的高管基本上都是由上级组织选派的原党政机关的官员干部。

黄少安教授在山东进行过一个针对民营企业的社会调查：搞好企业经营管理的因素有哪些？结果有超过70%的私企老板把与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搞好关系排在前三，甚至有30%的企业老板把这个因素排在第一位。

还有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本身就是围绕国有企业展开的，对国有企业的依附性更大。当然，并不是说党政机关的官员就不会做企业，但是把党政机关的那一套模式直接用于企业经营，的确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反观南方，其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者虽然也是政府任命，却多数都是通过市场机制筛选出来：大名鼎鼎的董明珠是私企老板？实际上，格力集团的实际掌控者是珠海市国资委。而董明珠给人的印象绝不是官员，而是成功的商人。

而中央政府正是希望通过高密度的南北干部轮替，借助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将南方地区的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引入北方经济体，荡涤其积弊已久的计划经济体质残留，最终实现南北经济协力并进。

第三，这些北调干部还肩负着为北方塑造“尊重市场，重视人才”的使命。黄少安教授曾讲道：

“北方相对突出的官本位文化、等级观念，自然与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亲近，自然与市场机制的平等竞争、法制意识、科学意识、创新意识不太亲近，甚至抵触。”

相比之下，南方人民敢想敢拼、敢为人先、尊重市场规律的思想意识是南方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也是北方该向南方学习的地方。

一位求学东北10余年，任教于南方某高校的教授总结到：

“南方人的观念是以利益为重的，工作性质不分国有与民营，工作岗位不分高低与贵贱，工作时间不分八小时之内还是之外，只要有钱赚、不违法，什么都可以”。

从干部角度看，北方城市首先要学习南方城市“政府规范市场，政策扶持企业”的行政思路。以发展民营企业发展为例，南方城市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效益高的关键在于活跃的民营经济引领。

但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传统的行政手段出台一些政策就可以了。关键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干部而言，这一切的首要切入点就是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例如某位自南方调任北方的官员，一上任就立马开展专项评估行动，对近三年来的重要政策文件进行一次大梳理，不易操作的抓紧制定配套细则，未落实的马上形成责任清单、抓紧整改；对损害营商环境的各类行为要零容忍，以铁的手腕和铁的纪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既追究当事人，又追究领导责任。

更为关键的是，城市的发展绝不是仅仅“以大为美”，更需要发展的质量，管理的水平，人文的精神，开放的气度，创新的能力等。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优质人力资源的贡献，从人才吸引力等“软实力”层面看，南北方依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南方有些企事单位拿出了百万年薪、百万住房补贴、百万科研启动经费的政策吸纳高端人才。

某硕士生导师就从东北某“高校”跳槽去往华南某“双非高校”，行政级别低了，但其收入至少提高了五倍有余，仅科研启动经费就拿了近百万。有了每年净增的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南方的经济发展后劲更足。

反观北方，以中原城市群“头牌”郑州为例。依托“中州腹地，九州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国家“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持，郑州这几年的经济总量可谓高歌猛进，已经成为GDP破万亿，人口逾千万的大都市。

但郑州的科教实力，与城市地位严重不符。作为人口大省省会的郑州，目前尚无一座“高校”。

“双一流”改革之后，勉强有1所入围，与邻近的南方城市武汉不可同日而语。河南每年有近百万的高考人口，而科教地位的落后导致优质生源大部分外流，“为他人作嫁衣裳”。没有人才支撑，城市谈何“突围晋级”？

3.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

小平同志曾谈到：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换言之，区域间和区域内部发展差距过大，违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心使命。

在这个方面，北方同样落后于南方：南方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地区的辐射和能力远强于北方。其背后反映的是城市发展思路的差异。通过南北干部交流，提高北方城市带动周边发展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国家“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黄教授总结到，南方和北方的城市发展思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南方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有强大的“造血功能”，不断向周边城市传输“正能量”；而北方城市的发展则依赖于不断向周边索取：小城市盘剥乡村，大城市蚕食小城市。

通俗地讲，在南方大城市周边，能够沾“大户人家”的光；而与北方大城市为邻，只能吃“吸血鬼”的瓜落儿。

具体来讲，南方的中心城市就是本区域的“增长极”，这个增长极有很强大的极化作用。它更多是依靠市场机制，依靠产业链、价值链、产业集聚集中，形成一个经济有机体。

这个经济有机体它和周围地区是一种互动互利的关系，比如上海市人均支配收入是6万多，而周围小城市昆山是5万多，差距不大；但北方城市更多是通过行政计划手段，人为把区域内的资源集聚到某一城市：一个是通过党政机关和国企吸收大量区域内精英人才，二是依托城市金融产业将周边民众的积蓄吸走，三是通过城市扩张拿走原属于农民的土地资源。

黄教授将其比喻为“资源堆”型城市，这样的城市只能靠不断从周边汲取资源才能生存，周边自然是“越混越惨”：山东济南市区的人均GDP大概有5万左右，但是周围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万多，北方省份皆是如此。

北京某规划专家曾建议山东，将省会济南定位为服务首都的，京津冀城市圈的“副中心”。黄少安坚决反对：

“如果济南有一天成为北京的第十环，那可能就是山东经济比肩河北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贬低河北。”

黄教授的建议得到了曾长期在南方省份任职的，山东某主要领导的支持：济南的未来要发展为，能够辐射周边发展的“区域中心”，而非华北某巨型城市的“远房卫星城”。